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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湘贛革命根據地日益縮小、紅六軍團處境危殆時，中共中央討論紅六軍團的行動方針問題。當時，毛澤東向中央提出建議：中央紅軍往西邊去，“改取戰略進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進。不是經湖南向貴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進，調動江西敵人至湖南而消滅之”。然而中央的主要負責人卻沒有採納毛澤東的這一正確意見，隻贊成紅六軍團突圍向湖南中部轉移。
這期間，李德以華夫的筆名，在紅軍的軍事政治理論刊物《革命與戰爭》上發表了《革命戰爭的迫切問題》《敵人的山地戰術》《論紅軍在堡壘主義下的戰術》《反對曲解我們的戰術》《短促突擊的戰例》等八篇文章，以推行他錯誤的軍事戰略戰術。結果使紅軍幾乎屢戰屢敗，傷亡慘重，使中央根據地日益縮小。在此種情況下，毛澤東再次建議：紅軍主力應向湖南中部挺進，調動江西敵人至湖南，求得在運動中消滅之。然而，這一正確的建議又被李德、博古等人拒絕，於是正如毛澤東所說，“此計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圍剿’的希望就最后斷絕了，剩下長征一條路了”。
然而，對於長征這樣重大的戰略行動，李德、博古等人也未經認真商量，而是採取退卻中的逃跑主義。1934年10月，當紅軍被迫離開中央蘇區開始長征時，李德以確保突圍成功為由，既不在中央政治局討論長征的計劃，也不在廣大指戰員中進行戰略大轉移的動員，一切問題都由李德、博古、周恩來組成的“三人團”處理。而這“三人團”在實際工作中，也是政治上博古做主，軍事上李德做主，周恩來隻能督促軍事准備計劃的實行。
處在這樣危境的紅軍的轉移，本應輕裝前進，可李德強令部隊採取“甬道式”大搬家，大批輜重和龐大的中央機關都由作戰部隊掩護，致使紅軍行動遲緩，被動挨打。紅軍很快由出發時的八萬多人，到12月1日突圍湘江時，銳減到三萬多人。然而，李德、博古等對於當時的危險處境仍一籌莫展，隻知死拼硬打，把所有希望放在與二、六軍團的會合上。而這一意圖，蔣介石已明確料到，並在紅軍前進的道路上布下了重兵，專等紅軍去碰。
應該說，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根本原因就是軍事教條主義的瞎指揮，而這又與李德有直接的關系。他根本不懂中國的國情，隻照搬他在軍事院校學的條條杠杠。而當時，中共中央和中央蘇區又正值王明的“左”傾錯誤發展到頂峰。所以，錯誤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形成氣候也具有必然性。
長征快要出發以前，張聞天才從閩贛回到瑞金。當時關於長征前的一切准備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來組成的最高“三人團”決定，張聞天則是依照“三人團”的通知行事。“三人團”規定了中央政府可以攜帶的中級干部數目，張聞天就按照這個數目提出了具體名單交他們批准。至於高級干部，則一律由最高“三人團”決定。瞿秋白等同志曾向張聞天要求同行，張聞天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對。
那是長征出發前的一天，他們之間就瞿秋白能否隨軍出發而發生了一次爭執。瞿秋白當時正在吐血，何叔衡年邁多病，博古認為他們隨部隊行動不但增加部隊的負擔，而且他們也會被拖垮。張聞天則認為博古對政府人員照顧不周，缺乏感情，把瞿、何留在蘇區，勢必更加危險。博古堅持把他們留在蘇區，說以后找機會送他們去上海養病。張聞天認為這是一種不負責任的搪塞—在紅軍突然撤離、白軍瘋狂殺人的情況下，哪裡有可能托關系送他們去上海？博古堅持說這是“三人團”的決定，張聞天隻好服從。也就在長征出發前一天，張聞天同毛澤東閑談，把自己與博古、李德之間在政治上的分歧意見完全向毛澤東說出來了。從此，張聞天同毛澤東進一步接近了。毛澤東要張聞天同他和王稼祥住在一起，張聞天欣然同意了。這樣，就形成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隊三人團”。
從1934年4月廣昌的失陷到同年10月長征出發之前，是第五次反“圍剿”走向最后失敗的時期。紅軍軍事上的挫折以及蘇區黨內外許多不正常的變化，促使張聞天的思想發生了進一步的變化。他同當時“左”傾中央的主要負責人之間的公開裂痕出現了，甚至對當時“左”傾的某些指導思想也產生了懷疑。他在這個時期所寫的文章隻有六篇，其中有三四篇就明顯地記錄了這種思想變化的軌跡。
對於在這一過程中張聞天與毛澤東之間的合作，張聞天后來曾誠懇地談道：“我同毛澤東同志所以能夠在長征出發前即合作起來的原因，除了我前面所說的種種原因外，我對他歷來無仇恨之心。我一進中央蘇區，不重視毛澤東同志是事實，但並無特別仇視或有意要打擊他的心思，也是事實。在我未當人民委員會主席以前，我曾分工管理過政府工作，同他關系也還平常，他的文章我均給他在《斗爭》報上發表。但究竟他是個什麼人，他有些什麼主張與本領，我是不了解，也並沒有想去了解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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