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問題上，斯大林沿襲了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在對外援助方面所執行的方針、政策，同時也表現出了大國沙文主義。
中蘇雙方還協議將蘇聯在東北從日本獲得的財產及蘇聯過去在北京的兵營房產等（是沙俄留下的）全部無償移交中國。實際上蘇聯軍隊在撤離東北時，已將所有能卸下來運走的機器設備和器材物資等全部搬到蘇聯去了。鞍山鋼鐵廠、沈陽兵工廠、小豐滿發電廠等地方都隻剩下空空的房屋，蘇聯只是“無償地”移交了這批空房子，連日本高級官員和軍官家裡的鋼琴、沙發和好家具等，還有其他大批繳獲物資，都被他們搬到蘇聯去了。這些所作所為與他們的言論相去甚遠，暴露了他們民族利己主義的傾向。
最令中共領導人感到不快的是確定人民幣同盧布的比值問題。按照國際慣例，隻要根據雙方幾種主要產品的價格，綜合起來做個平衡，算出各自的指數和差距，就可據此定出雙方貨幣的比值。但是蘇聯卻想自恃強大，壓中國一頭，將自己的盧布比值定得很高，而將中國人民幣比值壓得很低。中方談判人員對此提出了異議，雙方出現了爭執。但是鑒於當時的局勢，真鬧翻了對中國也不利，最后，伍修權等人在請示國內並得到同意之后不得不做了些讓步和妥協，實際上是在相對不平等的條件下，定下了兩國貨幣的比值，以致中國在以后的幾十年裡流失了大量財富。從這次爭執中，中方比較明顯地感到蘇聯存在大國沙文主義和民族利己主義，即使是對待親密友好的兄弟國家，也是如此。伍修權得出結論說：“蘇聯后來成為富有侵略擴張性的超級大國，在國際上推行霸權主義，不是偶然的，在斯大林時期就存在了這種苗頭。”這為兩國關系的破裂埋下了禍根。
在1月22日的會談中，雙方決定委托周恩來與米高揚、維辛斯基進行具體會談。后來在會談時，中方加入了王稼祥、李富春，蘇方加入了外交部副部長葛羅米柯、羅申。
從1月22日起，周恩來、李富春、王稼祥同米高揚、維辛斯基、葛羅米柯、羅申開始就條約和協定的內容進行會談。有時毛澤東也參加會談。
《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規定：
“締約國雙方保証共同盡力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間接在侵略行為上與日本相勾結的任何國家之重新侵略與破壞和平。”“亟願依據聯合國組織的目標和原則，鞏固遠東和世界的持久和平與普遍安全”。
《關於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定》規定：
“蘇聯政府將共同管理中國長春鐵路的一切權利以及屬於該路的全部財產無償地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此項移交一俟對日和約締結后立即實現，但不遲於1952年末。”“不遲於1952年末，蘇聯軍隊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順口海軍根據地撤退，並將該地區的設備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而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償付蘇聯自1945年起對上述設備之恢復與建設的費用。”
以上兩項在蘇聯未移交之前均由中蘇共管。
日本在佔領中國東北期間，已經向蘇聯付款買下了鐵路的主權，雖然錢少了點，但是總算給過錢了。蘇軍進入東北和日本投降后，蘇聯重新佔有了中長鐵路。中蘇建交后，蘇聯本應無保留地立即移交鐵路主權，但按照此次簽訂的協議，蘇聯到1952年12月31日才將中長鐵路的權利及其設備交予中國。
《蘇聯給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貸款的協定》規定：
蘇聯以年利率1%的優惠條件給中國3億美元的貸款，規定中國於1954年12月31日至1963年12月31日10年內分批還清。
中蘇雙方還發表了《公告》，指出：
1945年8月14日中蘇簽訂的條約、協定均失去效力，“雙方政府確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獨立地位，已因其1945年的公民投票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業已與其建立外交關系而獲得了充分保証”。
“蘇聯經濟機關在東北自日本所有者手中所獲得之財產無償地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其實蘇軍從東北撤退時，已搬走了大量的裝備。
《公告》之所以提到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地位問題，是因為1945年8月國民黨政府和蘇聯政府互換了《關於外蒙古問題的照會》，同意外蒙古獨立。
《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締結對保障雙方的安全，維護遠東和世界和平，加強中蘇人民的友誼和促進兩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都有著非常重大的意義。但中方確實在一些爭論激烈的問題上做出了讓步。
毛澤東后來曾說：“1950年我在莫斯科與斯大林爭論達兩個月之久，就互助條約、中長鐵路、聯合股份公司和邊界問題採取了兩種態度：一種是當我們對建議不同意時要進行爭論﹔另一種是如果對方絕對堅持的話，我們就接受他們的建議，這是出於對社會主義利益的考慮。”
西方學者說由於斯大林對毛澤東的懷疑和敵視，1949年12月毛澤東率領中國黨政代表團訪問蘇聯是不成功的。萊塞克•科拉科夫斯基寫道：斯大林知道如果共產主義在中國一旦勝利，他就會失去長期統治中國5億人口的希望，因此他寧願使中國虛弱、分裂和被幾個相互爭奪的軍事集團所統治。“可是，中國共產黨人卻在所有的官方聲明中繼續效忠於蘇聯，使得斯大林在1949年除了表示對中國共產黨的新勝利感到高興外，別無選擇，他現在隻能盡最大的努力把自己這一難以對付的鄰居變為衛星國。”
斯圖爾特•施拉姆在《毛澤東》一書中也說：“斯大林不願意出現一個可能不像其他歐洲衛星國那樣馴服的共產黨大國。”“鑒於這種思想上政治上的敵對背景，毛澤東和斯大林之間的談判不可避免地頗費時間和力氣。”羅斯•特裡爾在《毛澤東傳》一書也宣稱：毛澤東訪蘇期間，“斯大林讓毛澤東像一名小聽差一樣地等著。他好多天不見毛。因為斯大林也不允許其他的人與毛交談，所以沒有一個蘇聯人敢去看望毛澤東。毛澤東感到自己受了冷落，曾有一次威脅說要打點行裝回國”。
的確，毛澤東第一次訪蘇時間比一般國事訪問要長了一些，以至於當時就有一些歐美通訊社乘機借此散播謠言。羅伯特•佩恩說：“毛訪蘇的時間如此之長，難免要使毛被斯大林逮捕的謠言傳播開來。”﹝1﹞為回應傳言，毛澤東接受了塔斯社記者的採訪，明確表示這次訪問蘇聯將要逗留幾個星期之久，至於具體幾個星期則要部分地取決於解決中華人民共和國利益的各項問題所需要的時間的長短。畢竟，毛澤東的這次訪問不同於一般的國事訪問。
據當時隨同毛澤東訪蘇的師哲回憶，斯大林給予毛澤東很高的接待規格：安排毛澤東的專列在中午12點莫斯科車站大鐘剛剛敲響時進站，然后在車站舉行隆重的歡迎儀式﹔安排毛澤東到斯大林的別墅下榻﹔當天下午6點鐘斯大林帶領蘇共中央政治局全體委員在辦公室門口迎接並會見毛澤東。雙方首次會晤談了兩個多小時，其間斯大林多次問毛澤東這次訪蘇有什麼願望。毛澤東說，他這次訪蘇一是為了祝賀斯大林70壽辰，二是想看一看蘇聯。斯大林說：“你這次遠道而來，不能空手回去，我們要不要搞個東西？”毛澤東表示贊成，但他認為蘇方在搞協議和條約方面比較有經驗，因此不肯先說。斯大林大概怕有強加於中國同志之嫌，也不願意先提出自己的想法。這樣，十多天過去了，雙方仍然未能討論實質性問題。毛澤東有些焦急了，可又不便先於蘇聯方面表態，因此一次斯大林派為毛澤東服務的蘇方聯絡員科瓦廖夫和費德林來時，毛澤東對他們發了一通脾氣，說你們把我叫到莫斯科來，卻什麼事也不辦。
然而，斯大林在此期間又何嘗不焦急，他給毛澤東去過兩次電話，問他有什麼具體打算﹔又給師哲打過一次電話，想通過這位中方翻譯了解毛澤東的想法﹔后來，斯大林又派莫洛托夫來看望毛澤東。﹝2﹞終於，雙方發現對方的想法同自己不謀而合。這時，斯大林很希望由他親自同毛澤東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但毛澤東認為斯大林有部長會議主席職務，而他不是總理，在簽訂國家條約上口徑不對，於是，又花了些時間把周恩來請來莫斯科，由他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長的身份同莫洛托夫就條約的文字內容進行談判。
正是由於這些原因，毛澤東對蘇聯的訪問才拖延到1950年2月結束，根本不存在斯大林輕視或敵視毛澤東而有意拖延談判的情況。師哲回憶說：“斯大林對世界各國的領袖大多數是看不起的，對毛主席卻完全不同，很尊敬他。從1949年到斯大林逝世，對我們兩國、兩黨，蘇方可以說無論大事小事都通過斯大林來處理，任何別人都不能插手。斯大林這樣做，一方面是要表示對中國的重視，另一方面是擔心下面辦事的人辦錯事而影響同中國的關系。凡是訪蘇的中國領導人，無論是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或其他人，克裡姆林宮的人一律認為是斯大林的客人，誰也不敢怠慢。而對毛主席，他們像對待斯大林一樣尊敬。”﹝1﹞
羅伯特•佩恩對毛澤東訪蘇的評價比較客觀，他說：“新共和國10月誕生，毛12月就出訪蘇聯，這對於一個新國家的元首來說是一次不尋常的冒險，同時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1）斯大林70壽辰即將到來﹔（2）兩個共產黨大國迫切需要制定一個長期的合作計劃﹔（3）斯大林在對待中國共產黨人的態度方面發生過波折﹔（4）斯大林曾經在1945年的波茨坦會議上肯定國民黨是唯一可能統治中國的政治力量，而毛澤東則通過訪蘇証明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已經取得了完全的成功。而更為重要的是，毛澤東通過同斯大林的協商，用《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取代了1945年莫洛托夫同宋子文簽訂的那個顯然是不平等條約的《中蘇條約》。”﹝2﹞
然而，也有不少的西方學者不是以歷史主義的眼光來看待1950年2月14日簽訂的這個條約，因而對它大加貶斥。羅斯•特裡爾說：這個條約表明，“毛澤東從他的東道主那裡隻擠出3億美元的貸款（為期5年），中國以原材料和中國貨作為償還，外加1％的利息，這大大小於莫斯科給波蘭的援助，盡管中國比波蘭大20倍﹔這大約相當於蘇軍在40年代后期從中國東北取走的1/3。就在毛澤東剛回到北京的時候，正巧發生盧布貶值20％，這一下就從僅有的3億美元貸款中削去了6000萬。斯大林為他的貸款強要代價，毛澤東答應了3個苛刻的條件：1952年以前——實際上直到1955年——蘇聯繼續控制中國東北的部分地區，包括兩大海關門戶大連和旅順以及中國薄弱的鐵路﹔成立聯合股份公司開發中國新疆西部沙漠地區的礦藏﹔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認外蒙古是一個主權國家——毛澤東在此之前，一直說它是中國的一部分。毛澤東看上去悶悶不樂，事實也是如此。這些讓步擊中了他的民族自豪感的要害。”﹝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