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雲為何力排眾議反對殺江青？

再次，主張進口原料，利用國內豐富的勞動力加工成品出口，再進口國內急需物資。

　　早在１９６１年，陳雲就提出並主持制定了從中東、東非“全球購棉”，加工成紡織品出口換匯，再進口糧食的戰略，為克服國內糧食嚴重困難起到了重要作用。２０世紀７０年代初，國際市場上棉布價格較高，棉花價格偏低，而國內棉花歉收，棉布供應緊張。但在極“左”思潮壓制下，有人卻認為進口外國原料再加工出口是依靠外國，不是自力更生。陳雲再次主張，我們要利用這段時間，進口棉花以加工成棉布出口，不這樣做就是傻瓜。要長期這樣搞，我們有勞動力，可以為國家創造外匯收入。同時，他還主張，在整個外貿工作中，都可以這樣做。中國人多，進口化肥設備和化肥，增產糧食，再出口大米和肉類，就是大的加工出口，同加工棉布出口道理是一樣的。我們是利用國內豐富的勞動力，生產成品出口，這個道理是容易講通的。１９７３年，外貿部門進口了１６００萬擔棉花進行棉布加工，一部分出口換匯，一部分解決了國內需要。陳雲的這個思想，鄧小平在１９７５年整頓中將其發展為以補償貿易方式引進外國技術設備的“大政策”，在２０世紀８０年代初期更擴大成為“三來一補”（來料加工、來圖來樣加工、來件裝配和補償貿易）的利用外資重要手段。

　　當時，有人提出利用外匯資金是否符合自力更生方針和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的精神，以及同現有規矩相矛盾的疑問，陳雲堅決地指出：要把一些界限劃清楚，不要把實行自力更生的方針同利用資本主義信貸對立起來，要把大道理講清楚。凡是存在的東西都有理由。我們做工作不要被那些老框框束縛住。這可能會犯錯誤，但是誰不犯錯誤？１９７３年１０月，他在聽取外貿部匯報時指出，進口軋鋼設備，有關的附件和原材料要一起進口，如果缺了零配件，就要推遲生產，很不合算。江青等不敢直接反對毛澤東已經批准的進口設備計劃，就反對進口有關附件，說這是“洋奴”。陳雲憤然而起說：如果有人批評這是“洋奴”，那就做一次“洋奴”！１９７４年，江青集團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指使上海港碼頭貼出“要做碼頭的主人，不做噸位的奴隸”大字報，攻擊擴大外貿是“幫助外國資本家剝削”。陳雲經過冷靜思考，針鋒相對地說：對去年利用國外交易所買糖是否是剝削了工人階級剩余價值的問題，我想了一年。恩格斯講過，交易所是剩余價值分配的場所。我們利用交易所，只是不讓資本家得到全部的超額利潤，並沒有剝削工人階級創造的剩余價值。

　　陳雲當時對國際形勢的預見性分析，對我國改革開放時期的戰略制定，也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１９７３年，他在聽取外貿部匯報時指出：現在，戰爭的危險依然存在，但誰也不敢輕易打。這樣，生產力越來越大，而市場的容量有限，矛盾也就越來越大。我們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中的各個因素，如次數、周期變化都要好好研究，這對我們的外貿特別是進口關系很大。從２０世紀８０年代起，以西方國家為代表的世界生產力迅速增長，形成高科技的全球化浪潮，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貧富差別成為時代主要矛盾，証實了陳雲的這個判斷。

　　１９７４年７月，陳雲撰寫了關於７０年代世界經濟危機的兩份提綱，第一份是《對目前世界經濟危機的看法》，第二份是《這次經濟危機與１９２９年危機的比較》。在提綱中，陳雲提出的國際形勢判斷，不僅符合當時的形勢發展，而且對比以后的３０年，與他的許多預見也出現了不少驚人的吻合。例如，關於世界新格局，他指出：“二次世界大戰后出現了新的國際關系”，“以美帝為首的資本主義世界”雖然遇到經濟危機，但“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經濟仍然是有較大發展的”﹔“一度出現過的社會主義陣容”“不存在了”﹔“現在是三個世界。廣大第三世界出現是最大的變化”，“帝國主義殖民地區和力量已縮小了”。２０世紀９０年代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后出現的多極化世界格局証實了他的遠見。關於未來的戰爭，他認為，首先是“部分戰爭”，如“挑撥第三世界之間發生戰爭。帝國主義武力佔領中東產油國”。這已經被２０世紀８０年代的兩伊戰爭、９０年代海灣戰爭和２００３年美國佔領伊拉克的戰爭所証實。關於經濟危機，陳雲判斷說，“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是輕微受害或不受害。第三世界國家勞動人民受害最大”，“最大的石油出口和石油出口收入多於其他進口貨國家是得利者。資本主義大國的壟斷資本家是最大的得利者”。１９９７年沖擊世界的亞洲金融危機的后果正是如此。它明顯不同於過去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經濟危機，出現了向發展中國家轉嫁的特點。這兩份提綱，反映出陳雲在“文革”條件下仍然保持著敏銳的國際問題洞察力和長遠的預見性。

　　陳雲在“文革”后期開拓對外經濟工作新局面的寶貴思想和實踐，與周恩來、鄧小平、李先念當時的開放探索一起，匯集成流，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噴薄而出，迅速奠定了中國對外開放基本國策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