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雲為何力排眾議反對殺江青？

黨內斗爭不能開殺戒，否則后代不好辦

　　１９７６年９月毛澤東逝世后，“四人幫”把手伸向了最高權力。華國鋒、葉劍英等開始考慮除掉這個毒瘤。當時，可供選擇的隻有兩個辦法，一是召開中共十屆三中全會，用合法手段把“四人幫”搞下去﹔另一個是採取特殊手段把“四人幫”抓起來。採取何種方式，頗費思慮。

　　難以決斷之際，葉劍英想到了在黨的歷史上久經風浪、立場堅定、長於謀略的陳雲，並請王震多次找陳雲商量。據姚依林回憶，一次他去北長街陳雲家遞交關於江青問題的材料，看到陳雲在家裡反復研究十屆中央委員會名單，算來算去，覺得並沒有完全的把握。通過子女傳話與葉劍英交換意見后，１０月１日晚上，陳雲冒著被“四人幫”發現的危險，穿上大衣，把帽子壓得低低的，身子蜷縮在車子后座裡，前往葉劍英的西山住所面談，他進去時，正好遇到鄧穎超談完出來。葉先給陳看了毛澤東關於“四人幫”問題的談話記錄，然后問陳怎麼辦。陳雲堅定地說：“這場斗爭不可避免。”在陳雲堅決態度的推動下，中央下了決心，採取斷然措施一舉粉碎了“四人幫”，挽救了黨和國家。

　　粉碎“四人幫”以后的兩年裡，由於沒有從根本上否定“文革”，中央領導層沒有得到徹底的調整，因此“左”的指導思想仍然束縛著前進的步伐，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文革”的“左”傾錯誤仍然在繼續。

　　在政治上，當時中央主要領導人提出“兩個凡是”方針，“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指導思想仍然統治著全黨，“文革”造成的許多冤假錯案得不到平反，被錯誤打倒的老干部難以出來工作。

　　在經濟上，“文革”造成的經濟混亂狀況沒有得到調整，反而又出現了急於求成的傾向。在規劃部署上，仍然是“文革”中的老辦法：一是繼續提高積累率，擴大基本建設投資規模，使“文革”時期國民經濟結構持續嚴重比例失調的矛盾更加突出﹔二是繼續“抓革命促生產”的老模式，強調“以階級斗爭為綱”、“抓綱治國”、“大批促大干”，大搞“全國普及大寨縣”等政治運動和大會戰。

　　針對這兩方面的嚴重問題，還沒有進入中央決策層的陳雲，以他在黨內的崇高威望影響和推動著中央，為糾正“文化大革命”遺留錯誤而進行不懈的努力。

　　１９７７年３月，陳雲在向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海代表團提交的書面發言中指出：天安門事件的“絕大多數群眾是為了悼念周總理”，“讓鄧小平同志重新參加黨中央的領導工作，是完全正確、完全必要的”。會議工作班子要求陳雲按照華國鋒講話的口徑修改這篇發言，被陳雲拒絕，結果會議簡報竟不予刊登。但這兩篇發言都在會場內外傳開，產生重要影響。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召開后，陳雲表示完全同意中央關於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並提出要解決“文化大革命”遺留的一些重大問題和評價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其中包括：重新審查所謂“六十一人集團”和陶鑄、彭德懷等人的結論，肯定天安門事件，結束專案組的不正常狀態，審查“文革”中有嚴重問題的康生等。他強烈表示：“這些問題不解決，在黨內黨外都很不得人心！”搞清“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事情並不是糾纏歷史舊賬，“不是要搞運動，只是要中央開個口”。陳雲的發言得到與會者的熱烈響應，使會議突破了原定的框框，開成了一次解放思想、集中批判“左”傾錯誤的會議，成為黨和國家撥亂反正的一個偉大起點。

　　為了糾正經濟方面急於求成的“左”傾錯誤，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陳雲發言指出：不能到處緊張，要多進口一些糧食，把農民安穩下來﹔工業引進項目，要循序漸進，不要一擁而上。各方面都要上，樣樣有缺口，實際上擠了農業、輕工業和城市建設。這是第一次把比例失調的問題擺到全黨面前。全會對陳雲的意見給予了高度重視，決定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不久，陳雲、李先念又聯名寫信給中央，建議用兩三年時間調整經濟，把各方面的比例關系大體調整過來。中央政治局會議研究后表示贊同。經過糾正上述政治、經濟兩個方面的“文化大革命”遺留的錯誤，黨和國家擺脫了歷史包袱，輕裝上陣，實現了偉大的歷史轉折。這是和陳雲的重要貢獻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