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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六大代表如何在白色恐怖下千裡迢迢趕赴莫斯科？
六大代表怎樣安全地到達莫斯科？這在中蘇兩國斷絕外交關系，中國國內白色恐怖嚴重，國民黨到處捕殺共產黨人的情況下，是一個難題。
為了保証代表們安全抵達，共產國際和蘇聯方面給予大力支持。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米特凱維奇參加大會的准備工作，共產國際工作人員洛蜀莫夫具體負責保証代表們的旅途安全。他們和中共臨時中央密切配合，在哈爾濱和滿洲裡等地安排地下交通站，接送代表們過境。
1928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各省出席六大的代表冒著生命危險，先后到達上海。中共中央將代表們編成若干小組，或乘蘇聯商船到海參崴，然后從那裡過境，改乘火車赴莫斯科﹔或乘船去大連，在大連轉乘火車到哈爾濱，再從哈爾濱北上滿洲裡，從那裡偷越國境進入蘇聯，然后再乘火車赴莫斯科。因為蘇聯商船較少，多數代表都是走上海—大連—哈爾濱—滿洲裡的路線。走這條路線危險重重，經常會遇到國民黨軍警特務和日本警察暗探的跟蹤盤查，應對不力即有被捕的危險。
周恩來夫婦的經歷頗具代表性。鄧穎超曾專門撰寫《一次遇險與脫險的經過》一文，對此進行了詳細回憶。那是1928年5月初，周恩來夫婦扮作古玩商人，由上海乘日本輪船去大連。當輪船剛停靠大連碼頭，他們正准備上岸時，駐大連日本水上警察廳上來幾個人，對他們進行盤問。首先問周恩來是做什麼的？周恩來回答是做古玩生意的（實際他們攜帶的箱子裡一件古玩也沒有）。又問做生意為什麼買那麼多報紙？周恩來回答說，在船上沒事可以看看。又問到哪裡去？周恩來回答，去吉林。問到東北干什麼？答去看舅舅。這幾個人當即讓周恩來跟他們到水上警察廳。在那裡，他們又詳細詢問周恩來出生年月日、學歷、職業等。對於這些人的一系列盤問，周恩來鎮定沉著地一一作了回答。
經過這麼一番盤查，日本警察仍沒有完全消除懷疑。在周恩來夫婦乘火車到長春途中，仍有日本便衣警察跟蹤。鄧穎超回憶說：“上車后發現同我們坐對面的乘客是日本人，用中國話同我們攀談，我們也同他聊天。當時，已識破他是跟蹤我們的。我們在長春站下車時他拿出名片給恩來，日本人有交換名片的風俗（我后來才知道的）。恩來應立即回片，一般人名片都放在西裝小口袋裡，實際我們沒有名片，恩來裝著找的樣子，‘噢！我的名片沒有裝在口袋裡，還在箱子裡呢！很對不起。’（做要去取的手勢）對方說‘不必，不必了’。終於對付過去了。”
兩度遇險后，周恩來、鄧穎超終於輾轉來到哈爾濱，與李立三等人會合，乘火車到達滿洲裡。在蘇聯人的幫助下，他們成功越過國境，到達莫斯科。周恩來夫婦一生多次遇險，但這一次是刻骨銘心的，以至幾十年后，鄧穎超還能把細節回憶得這麼清楚。
歷時一個多月，到6月中旬，代表們歷經千辛萬苦，大都安全抵達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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