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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國際片面強調“指導機關之工人化”對六大有何不良影響？
在六大上，工人出身的不太優秀的向忠發當選為黨的最高領導人，這是遵循聯共（布）、共產國際過分強調“領導干部工人化”的“唯成分”論錯誤指導的結果。
大革命失敗后，聯共（布）、共產國際總結經驗教訓，認為大革命之所以失敗，是因為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違背共產國際的指示，犯了嚴重的右傾錯誤。而中共中央之所以犯嚴重錯誤，一個重要原因是黨的領導人都是知識分子，領導機構中的工人成分太少。共產國際認為，工人革命是堅決的，而知識分子脫離實際，政治立場不堅定，左右搖擺。大革命失敗后，八七會議糾正了黨內的右傾錯誤，但緊接著又犯了“左”傾盲動錯誤。這一時期臨時中央負責人瞿秋白又是大知識分子，新中央的成員李維漢、周恩來、蔡和森、張國燾、李立三等人幾乎都是知識分子。這更加強化了共產國際對知識分子的偏見。
與此同時，在中共黨內也逐漸形成了一種輕視、反對知識分子的傾向，把“黨的無產階級化”、“干部工人化”和“黨的領導機關工人化”作為黨的組織建設的方針。周恩來分析指出：“在‘八七’會議后，就把與機會主義作斗爭看成了簡單的人事撤換，這種形式主義影響到后來關於領導機關的工人化，把工人干部當作偶像，對知識分子干部不分別看待。”
中共六大是在1927年八七會議上決定准備召開的。11月，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關於第六次全黨代表大會之決議》，六大進入實際准備階段。該決議規定了六大代表的選舉辦法，包括“各省黨部選派代表以500黨員選出一代表為標准，500人以下的黨部，亦得選一有表決權的代表﹔無表決權的代表各省黨部亦得選派，但必得中央的同意”，“出席大會代表必須入黨一年以上的方能當選”等。
到了1928年3月底，共產國際來電同意六大在莫斯科召開，這樣，開會地點才最后確定下來。但由於當時環境十分險惡，加上時間倉促，4月份代表就得啟程，而這時多數省份還沒有選出代表，因此來不及按照原選舉辦法進行選舉。
3月15日和4月2日，中央臨時政治局兩次開會討論六大代表名額的分配和代表人選問題，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意見。共產國際提出代表人數應為100至110人。根據這個總人數，會議決定黨員多的省份和大省，每500名黨員選派1名代表，各省青年團出席人數為廣東、江西、湖南、江蘇、順直等省各2人，河南、山東、陝西、四川、福建、浙江、滿洲等省各1人。會后，正式發出通告給各省，進行代表的推舉。而據李維漢回憶，“除了廣東、河南等省的代表是開會選出來的，其余大多數是中央指定的。”
正如周恩來后來總結的，確定六大代表人選的工作是有缺點的，主要有兩條：一是太重視工人成分。工人代表要佔多數，這是可以的。但是，大革命中工人干部犧牲很多，有些做實際工作的領導同志又調不出來，所以很多是從支部中找來的代表。大革命后，支部負責人都是新的，老的都犧牲或離開了，所以許多人是很弱的，經過大革命鍛煉的人不多。二是沒有把當時有革命經驗的干部集中起來參加六大。如果多去一些做實際工作的同志就可以多反映一些實際問題和意見。但當時覺得國內工作更重要，許多同志就沒有去。
六大代表的推選太重視工人成分，六大中央委員會的選舉同樣如此。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特別強調指出：“向忠發同志，他不是知識分子，是個工人﹔不是機會主義者，是個革命者。”周恩來說：“布哈林在大會上作報告罵張國燾和瞿秋白同志，說他們是大知識分子，要讓工人干部來代替他們”，“他這話在當時和以后影響都非常不好”。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米夫始終參與六大並貫徹共產國際的意見，他也極力吹捧工人出身的向忠發。另外，向忠發在大革命時期領導武漢工人運動，作出了一定成績，並且在1927年秋至1928年上半年在蘇聯期間的工作得到了共產國際的認可。這樣，共產國際提出工人出身的向忠發做黨的最高領導人，也自然毫無阻力地被全黨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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