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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中國詩歌史的沿革來看
毛澤東詩詞是在中國詩歌發展的歷程中存在的。中國古典詩歌始終是以韻文的形式出現的，詩要有韻，這可說是世界性的通律。但同樣是韻文，中國詩歌有它獨具的特點，那就是由於漢字是形聲、象形、會意的方塊字，因此它隨著時代和語言內部的變遷形成了每句詩歌語言字數由少向多的變遷。《詩經》基本以四言為主﹔及到楚辭，就採用了三至八言不等的句式﹔漢賦是散、韻相間，專事鋪陳，這可看作是中國詩歌的一種變異，由於用韻呆滯，字詞生僻，故消亡較快﹔而到兩漢樂府詩，則又開始了從四言向雜言、五言詩的轉化。東漢至公元四世紀是個大動蕩大分裂的時代，但五言詩卻逐步取代了四言詩的地位。直到隋朝統一中國即公元六世紀，詩歌又發展為七言詩，從而確立了詩歌的新范例。到晚唐初宋，長短句即詞的形式又開始出現。此后，五言、七言、長短句的詩歌格局延續了一千多年，直至如今。按清代學者焦循《易余龠錄》中的說法：“商之詩僅存頌，周則備風雅頌”。“楚騷之體則三百篇所無也”，“漢之賦為周秦所無”，“五言詩發源於漢之十九首，及蘇李而建安，而后歷晉、宋、齊、梁、周、隋，於此為盛”。“至唐遂專以律傳”，“晚唐漸有詞，興於五代而盛於宋，為唐以前所無”。“詞之體盡於南宋，而金元乃變為曲”。語言學家王力曾說：從隋到唐以至宋、元，歷代韻書都是隨著實際語言的變化而時有調整的。（參見王力：《漢語音韻》，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57—59頁。）這歸納的是有道理的。
反觀我國古典詩歌發展歷程，可以發現，楚辭之后，東漢時期佛教傳入中國之前，我國古代詩歌在內容和語言兩方面是遭遇過瓶頸的。如何打破的呢？某種意義上說是佛教的東漸才破了這一僵局。這應該是本土文化遭遇的第一次外來文化的沖擊。有學者指出：“佛典漢譯，方塊漢字陷入表達上的窘境：梵文經典由多音節的語言書寫，中國語言以單音節的字符為主﹔梵文的很多名詞、觀念及事物，用漢字的詞匯來表達已經顯得捉襟見肘。由此，大量梵文翻譯體的字詞產生了，如平等、涅槃、世界、覺悟等，為漢文注入了新的血液。用單音節的漢字來翻譯多音節的梵文，即用兩個字來拼出第三個字的音，自然引發了中文的‘反切’、‘拼音’現象，觸及了漢字的音韻問題。漢語是有聲調的語言，單音節漢字造成的同音字，隻適於書面表達無法誦讀，必然借聲調的抑揚頓挫加以區分。受梵語的啟發，沈約為中國的漢字定出了平上去入四聲，沈約據此創立了音韻嚴格的‘永明體’，規定了四聲八病，強調詩歌的音韻美，為唐詩高峰的代表——五、七言格律詩和絕句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因此，就中國古代詩歌而言，盛唐詩歌所達到的高度，是中國古典詩歌在吸收了佛教文化后演進的結果。”（ 楊曉民：《借古論今談新詩》，《人民日報》2011年11月15日。）毛澤東強調寫詩詞要注意用“新詞”，大概也是考慮了這個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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