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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自由體新詩的角度來看
鴉片戰爭之后，中國文化又遭遇了第二次異質文化即西方現代文化的巨大挑戰和沖擊，至今余波未絕。五四新文學運動，白話文以“革命”的名義取得了對文言文的全面勝利，新詩即白話詩也以決裂的方式表現出叛逆的性格，登上詩壇主角的地位。但毛澤東認為“用白話寫詩，幾十年來，迄無成功”（《毛澤東詩詞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262頁。）。對這個判斷雖然還有爭議，但無論如何，新詩從內在精神到外在形式都背負著中國古典詩歌逆動的包袱，與悠遠成熟的古典詩歌相比，它還處在發展和實驗的較為稚嫩的時期。
客觀地講，自由體新詩還是有特殊的思想解放的意義的。它也有超越了古典詩詞的地方，那就是它對審美現代性的追尋和認可，對科學、民主、自由精神的擁抱和釋放，對新的時代性和價值觀的青睞和擁抱，因之，它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吸引了和征服了青年人。這個局面，一時也不會改變。毛澤東說“詩當然應以新詩為主體”（《毛澤東詩詞集》，第205頁。），不是謙詞，也絕非違心之言。幼稚的東西不一定不是主導的東西，各種詩體演變都有一個從幼稚到成熟的轉變。這裡的問題是，新詩為何不甚成熟？我以為：一則，它始終與西方外來詩體連著臍帶，還沒找到完全獨立的立足之地﹔再則，大部分新詩自覺不自覺地疏遠和中斷了與中國古典詩歌的聯系，從源流上看不出它是本土詩歌傳統自然演進的結果﹔三則，它在語言處理上還有相當多的地方脫離或有悖於漢語言的習慣，這也正是包括毛澤東在內的許多有識之士認為新詩“太散漫，不好記”的原因。簡而言之，當代新詩還走在尋找一種能夠吸引讀者的合適形式和話語方式的途中。它在藝術表達方式、詩歌語言民族化理解以及詩歌文體邊界的把握上，尤其是在詩歌本身韻律、節拍、抑揚的控制上，還沒有做到“精練，大體整齊、押韻”的程度，因之被毛澤東認為“新詩改革最難，至少需要五十年。找到一條人家認為可行的主要形式，確是難事”（臧克家：《毛澤東同志與詩》，《紅旗》1984年第2期。） 。 毛澤東寄希望於自由詩、格律詩、民歌能“取長補短，發展成為中國式的真正的新詩”（梅白：《回憶毛澤東論詩》，《民族詩魂——毛澤東詩詞研討會論文集》，《江海詩詞》特輯1993年版，第231頁。）。
毛澤東給未來“新體詩歌”開的藥方，實質上就是推動詩歌保持與民族文化傳統之間的血脈聯系，外國詩歌隻作參照，寫詩少用古典，多造新詞，也就是要汲取最能反映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特性和風尚的東西。他說：“我看中國詩的出路恐怕是兩條：第一條是民歌，第二條是古典，這兩面都提倡學習，結果要產生一個新詩。現在的新詩不成型，不引人注意，誰去讀那個新詩。將來我看是古典同民歌這兩個東西結婚，產生第三個東西，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內容應該是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對立統一。”（《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124頁。） 當然，他認為“求新並非棄舊，要吸收舊事物中經過考慮的積極的東西”（﹝蘇﹞尼•費德林著，周愛琦譯《我所接觸的中蘇領導人》，新華出版社1995年版，第80頁。） ，這樣就保持了民族文化的連續性。
〔作者董學文，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北京 10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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