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輪談判
臨城大劫案造成的政治壓力，集中在了名義上主政中國的北洋政府頭上，而總統黎元洪和總理張紹曾之間，正上演著激烈的府院之爭。相對於國內反對勢力的攻擊，更讓他們撓頭的是來自外國公使團的強烈抗議。
臨城劫車案的消息傳到北京后，駐北京外國公使團在一個月中連續召開了十多次聯席會議，向北洋政府發出抗議照會，要求限期營救人質、對死亡外國人從優撫恤等。5月7日和8日兩天，駐扎在上海的多國軍艦紛紛起航前往南京，聲稱“必要時即行登陸”。
公使團除了提出嚴重抗議外，5月9日更對北洋政府發出措辭嚴厲的通牒，“所有現在匪徒手中之外人生命，貴國政府當負其責。並決定以本月十二日夜十二時為限，須將被擄各人全數救出，如逾時限，每二十四小時，當要求按時增加之巨額賠償”。
北洋政府慌了神，國務總理張紹曾召集了一次緊急國務會議討論此事，但這次會議並沒有提出什麼具體的建議，張紹曾在會后給田中玉發了份態度模糊的電報：“匪勢浩大，非跟蹤追繳不能追還被擄之人，而操之過急，又恐於旅客生命發生危險。此事關系外交至為重大，現公使團已當面提出嚴重抗議，究應如何辦理，方為妥善之處，希公同籌劃，俾策萬全。”
這份“你自己想辦法”的電報自然不能給田中玉提供什麼良策，即便北洋政府態度明確，田中玉也未必會執行——真正能給他下命令的是曹錕。曹錕是直系軍閥首領，當時身在保定，正覬覦著大總統的位子。曹錕也“急欲於舉行大總統選舉之前，將本案告一段落，以全對外之體面”，所以也給田中玉發了份電報：“准外交部齊電各節，藎籌周密，務祈先以和平手段救出被擄旅客，再行進剿。”
“洋票”們如願成為孫美瑤手中的籌碼。
動武不成，隻能依賴談判這種“和平手段”了，從中央政府高官到各地士紳，不乏想借這場大案建功之人。於是，棗庄迎來了交通總長吳毓麟、山東省長熊炳琦、山東督軍田中玉、天津警察局長楊以德，可謂“冠蓋雲集”。北京的高官，山東本省和臨近省份的官員、鄉紳，還有各地的新聞記者，咸集於此，旅店、茶樓、飯店，終日客滿，甚至連附近地區的小商販都趕來此地，大撈了一筆。
也許是為了表示談判的誠意，5月9日，孫美瑤釋放了全部外籍女客，她們向官方傳遞了孫的三個談判條件：圍山的官兵撤出十裡之外﹔孫美瑤所有成員要被編為正規軍旅部，孫美瑤任旅長﹔要為孫美瑤部補充槍支彈藥。
5月15日，北洋政府和孫美瑤開始了第一次正式談判，官方由山東督軍田中玉和山東省長熊炳琦親自出馬，孫美瑤沒有出現，他派出了部下周天鬆作為代表。官方表示，除了“補充槍支彈藥”一條還待商榷外，其余兩條都可以接受。匪方答應，將分三批釋放人質。
事件的解決已露曙光，在隨后召開的記者會上，吳毓麟忽然自告奮勇，願意入山為質，交換“洋票”提前釋放﹔接著熊炳琦也表示願“附驥尾”，偕同上山。消息傳到北京，黎元洪馬上發電嘉獎吳、熊的忠勇。在張紹曾等人的連連“勸阻”下，二人也便“就此作罷”，“滿載盛譽”回返北京了。
第一次談判成果斐然，官方自然是滿意的。16日，田中玉下令，解除對抱犢崮的圍困。但是剛剛解困，孫美瑤卻忽然變了卦，不僅在官軍撤退時開槍射擊，還撕碎了田中玉給他的委任狀，聲稱“正式條件”尚未得到滿足，不能放人。
孫美瑤的毀約讓所有人都大跌眼鏡。當時的《申報》這樣分析：“匪之總首領（指孫桂芝，孫美瑤的叔叔，因在山上輩分最高而被任命為總賬房）極願議和不致另生枝節，詎料其余四山之匪，如孫美瑤等，皆意氣橫暴，以釀成如此答案，何得憑少數保証而遽釋重虜？當時沖突，幾至同室操戈。”顯然，這是認為孫美瑤的胃口還沒有滿足。
此后孫美瑤的表現印証了這個分析，他把價碼一抬再抬。
5月17日，孫美瑤堅持要求：官軍退兵濟南，將抱犢崮連同周邊魯南蘇北土匪改編為三個師，官軍先將槍支彈藥發放，土匪再釋放人票。
19日，孫美瑤又添了一條：撤換田中玉，由多次收編過土匪的張敬堯接替山東督軍。
這還不算，孫美瑤因為手中握有“洋票”而變得有恃無恐。20日深夜，他發動了一場對官軍的突襲。因為措手不及，官軍損失慘重。
天亮之后，被激怒的田中玉下令重新圍困抱犢崮，第一輪談判宣告破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