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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來的“肉票”
沒有本國人遭到綁架的日本，對臨城大劫案卻表現出異乎尋常的關注，甚至千方百計地想安排一個日本“洋票”進來。
5月10日傍晚，在抱犢崮山區鳳凰嶺一帶負責警戒的嶧縣自衛團成員，忽然發現一個人騎著毛驢，從遠處徐徐走來。這是一個頗為奇怪的現象。自臨城劫案發生后，一是為了避免官軍將自己錯認為土匪，二是為了躲避小股匪徒可能的侵擾，附近的居民出行，一般都繞開這個區域。而來人接下來的反應加劇了官軍的懷疑——看到前面有官方的守衛者，此人掉頭就走。
駐守的軍官命令把這個人帶來訊問，發現此人雖操山東口音，但說得卻頗為不流暢，還口口聲聲說自己是“說票的”（綁匪和人質家屬之間的中介人）。但是田中玉派人圍困抱犢崮后，為了避免民匪勾結，早就下令禁止“說票”，一旦違反，以“通匪”論處，按照正常心理，應該沒有人在官軍面前主動“撞槍口”。審訊的官員連唬帶詐：“說票是要殺頭的！”此人陣腳大亂，忽然冒出了一句：“我是日本人，你不能殺我！”
正在棗庄行轅的田中玉得知此事，感到莫名其妙。於是，田中玉拿出了一瓶好酒，派自己一位在日本士官學校留過學的副官前去套話。酒過三巡，那位日本人說漏了嘴：“孫美瑤不好，綁了西洋人，沒綁日本人，我去做人質，當日本肉票！”
這種主動“求被綁”的行為疑點重重，為了穩妥起見，田中玉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這個日本人秘密處決了。沒想到第二天，在同樣的地點、同樣的時間又出現了一位來客，結果也以同樣的方式“蒸發”了。
5月18日，美國紅十字會工作人員像往常一樣登記送往山中的物品，查到有“仁丹一包”，說是要交給一個名為“井藤”的日本人票，自然查無此人。不僅如此，還經常有身份不明的日本人來到抱犢崮附近逡巡，其中一人打出了一通高達一百零五元的電話，顯然為長途通話。而山東當地的報紙上，也出現了日本人挑著櫻桃擔子佯裝叫賣卻在附近測繪地圖的消息。
種種跡象表明，日本竭力想要擠入臨城劫案的“受害者團隊”，謀求未來的發言權。而后來，他們也確實做到了：6月2日到4日三天，因為臨城劫案的談判沒有明顯進展，一支“國際武官團”前往棗庄一帶“調查”軍情。團裡出現了特殊的東方面孔：武官團共有正式團員5人，美、法、英、日、意各一人﹔隨員9人，美4人，法、日各2人，英1人。人數最多的是美國，法國和日本並列第二位。
美、法、英、意都有公民被綁，參與“調查”情理之中，日本並無人員被綁，參加進來的目的，頗值得外人琢磨。
親歷者鮑威爾所聽到的街談巷議，似乎也提出了些可疑之處：“本來還有一些日本乘客坐火車去北京，可不知為何，火車到達徐州站時，他們便半途下車，趁著夜色神秘離去。”
日本政府方面也在台面上表達了對劫案異樣的“關心”。官方發言人專門發表談話，幸災樂禍地“請列強回顧一下，在華盛頓會議上，各國強迫日本人從山東撤出的不適宜態度。”還前瞻性地表示，“如果日本軍隊仍舊留在山東維持秩序，土匪劫車事件也許根本不會發生。”
在東京方面大造“中國政府無能，無力保護鐵路”輿論的同時，日本在華的半官方報紙《華北正報》擺出了一副“公正”的面孔：“日本社論詆各國對臨城事件之態度為一種反動，日本願助中國限制各國之非分要求。”
基於日本在臨城大劫案中種種異常表現，《山東法報》當時做出了這樣的猜測：“盤踞青島多年，素以勾結土匪販賣煙土嗎啡械彈擾亂地方為業務之某國浪人，協助做此劫車之舉，更由此浪人做探，偵查旅客之人物。認為可劫，始行動手。蓋土匪重在財物，而主動者則為政治作用﹔一為擾亂秩序，二為挑起國際問題，尤以間隔中美感情為主旨，故此次旅客之西人中以美國人為最多，而獨無某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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