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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軍委擴大會上，十八勇士遭質疑
據當年編輯部的老同志回憶，《星火燎原》第一卷在1958年已經完稿。書剛印刷完還沒有發行，恰逢廬山會議召開。《星火燎原》編輯部也無法避免當時的政治風暴。因為有“美化”彭德懷的文章，編輯部被責令檢查整頓，幾位骨干編輯不同程度地受到沖擊。
在20世紀60年代初的一次軍委擴大會上，有人突然提出：關於紅軍長征強渡大渡河的宣傳有些混亂，到底是十七勇士還是十八勇士應當查清楚，即便是十八人一起渡河，孫繼先作為指揮員，也不應當算作勇士。
據說，提意見的是一名空軍中將。這名中將並不是強渡大渡河現場的目擊者。在長征中，他曾任紅一師直屬隊總支書記，大多數時間隨黃永勝任團長的紅三團行動。中央紅軍四渡赤水之后，他被調到紅三團任總支書記。日后，他在回憶錄中寫道：紅軍強渡大渡河時，“我們三團仍是走在全師的后面。這一段，我們只是跟著走，沒有執行什麼任務，也沒有什麼掉隊落伍的。當我們來到安順場渡口時，一團、師部、二團都已經順利渡過了河，隻有兩條渡船在等待我們”。
孫繼先也參加了這次軍委擴大會。坐在孫繼先身邊的一位老同志，聽了那名空軍中將的發言后，憤憤不平，就用胳膊肘輕輕碰了孫繼先一下，說：“孫司令員，你也應該出來說說話，以正視聽！”
孫繼先小聲回答說：“我能說什麼？能說自己是勇士嗎？”
會后，軍委責成總政治部負責查實強渡大渡河究竟是十八勇士，還是十七勇士。有關部門查閱了檔案資料，以當年紅軍《戰士》報第一八六期上記載的十七勇士的名單為原始依據，並以一名沒有親臨大渡河現場的紅軍干部的日記為佐証，最終確認紅軍強渡大渡河的是十七勇士，並以總政治部的名義正式發文：要求各個單位在宣傳紅軍長征強渡大渡河事跡時，一律按照“十七勇士”的口徑。這就是為什麼長期以來，在正式通行的黨史、軍史中，一律採用“十七勇士一船渡河”說法的緣由。
中央紅軍長征時，《戰士》報是紅一軍團政治部的機關報，是一份不足16開版的油印小報。在第一八六期《戰士》報上，關於渡河的過程隻有一句：“牲（我）部一個猛沖和十七個紅色英雄冒險渡河，即將河兩岸敵人全部擊潰。”在戰爭的緊急情況下，報紙及時報道戰況，出現一些疏漏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1979年，《星火燎原》叢書再版，由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士出版社出版發行，全套十卷，1982年8月出齊。在1980年出版的《星火燎原（選編之三）》上，還是《強渡大渡河》的標題，選用的卻是楊得志的文章。書中關於勇士們渡河一段的關鍵內容是這樣描述的：
庄嚴的時刻到了，熊上（尚）林帶領著十六名同志跳上了渡船。
“同志們！千萬紅軍的希望，就在你們身上。堅決地渡過去，消滅對岸的敵人！”
渡船在熱烈的鼓動聲中離開了南岸。
……
在我猛烈火力掩護下，渡船靠岸了。十七勇士飛一樣跳上岸去，一排手榴彈，一陣沖鋒槍，把沖下來的敵人打垮了。勇士們佔領了渡口的工事。
楊得志原文中的十八勇士分兩次渡河，變成了十七勇士一次渡河。甚至劉伯承撰寫的《回顧長征》一文，“十八勇士一過河去”，也改成“十七勇士一過河去”。
對於自己是不是大渡河勇士一事，孫繼先一直保持緘默、低調。他的幾個孩子過去都聽父親講過強渡大渡河的戰斗故事，在初中語文課上也都學過《大渡河畔英雄多》的課文。他們都為父親光榮的戰斗經歷感到自豪。可是后來，當聽到有關強渡大渡河是“十七勇士”，並沒有父親時，孩子們都很郁悶、不解，曾多次追問父親，想得到一個正確的解釋。
孫繼先對孩子們說：“強渡大渡河的戰斗經過，在我的回憶錄裡已經敘述得很清楚，至於我自己算不算勇士，沒有必要去爭論。在革命戰爭年代，無數先烈獻出了自己的寶貴生命，有些同志犧牲后連名字都沒有留下。我們這些幸存者想起他們就心裡難過。如果再去爭什麼勇士，就太沒有意思了，我感到很羞恥！”孫繼先多次對孩子們說：“在長征路上英勇戰斗的紅軍戰士，人人都是英雄，個個都是勇士！”
盡管有關單位正式發文，在黨史、軍史資料中，一律採用“大渡河十七勇士”的說法，但《紅旗飄飄》叢書和初中語文課本的影響力無與倫比。《大渡河畔英雄多》中的“十八勇士”，在一代又一代讀者和學生心中留下了永不褪色的紅色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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