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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個問題中，毛澤東滿腔熱忱、有條不紊地用了很多的篇幅向全體代表們詳細介紹了自己對王稼祥的了解和評價。他首先開門見山地說明了自己介紹王稼祥的目的：“昨天選舉中委，王稼祥同志落選了，今天選候補中委，稼祥同志名字放在名單的第一位，希望大家選他。”接著詳細說明了要求大家選舉王稼祥的理由。他說：“王稼祥同志是犯過路線錯誤的，在四中全會前后，犯過路線錯誤，此后也犯過若干錯誤，但是，問題的關鍵是他是有功勞的。他的功勞主要有這樣幾件：第一，四中全會以后，中央派了一個代表團到中央蘇區，代表團有三個人：任弼時同志、王稼祥同志和顧作霖同志。第一次反‘圍剿’剛結束，他們就來了。王稼祥同志參加了第二、三、四次反‘圍剿’的戰爭。在當時，我們感覺到如果沒有代表團特別是任弼時、王稼祥同志贊助我們，反對‘削蘿卜’的主張就不會那樣順利。所謂‘削蘿卜’，就是說，主張不打，開步走，走到什麼地方碰到一個小蘿卜，就削它一下。那時，我們主張跟敵人打，鑽到敵人中間去，尋找敵人的弱點，打擊敵人。主張‘削蘿卜’的人反對我們，說我們的辦法是‘鑽牛角’。當時，如果沒有代表團，特別是王稼祥同志，贊助我們，放任我們———我和總司令，那是相當困難的。
雖然以后在蘇區的兩個大會上，即蘇區黨代表大會和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王稼祥同志是有錯誤的，但上面說的這一點，卻是他的功勞。王稼祥同志是在第四次反‘圍剿’末期負傷的。第二，大家學習黨史，學習路線，知道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有兩個重要關鍵的會議，一次是三五年一月的遵義會議，一次是三八年的六中全會。遵義會議是一個關鍵，對中國革命影響非常的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沒有洛甫(張聞天)、王稼祥兩同志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同志們把好的賬全放在我的名下，但絕不能忘記他們兩個人。當然，遵義會議參加者還有好多別的同志，醞釀也很久，沒有那些同志參加贊成，光他們兩個人也不行﹔但是，他兩個人是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的，作用很大。從長征一開始，王稼祥同志就開始反對第三次‘左’傾路線了。
遵義會議后，中央的領導路線是正確的，但中間也遭過波折，十二月會議就是一個波折。十二月會議情形，如果繼續下去，那將怎麼樣呢？有人說他(即王明)奉共產國際命令回國，國內搞的不好，需要有一個新的方針。所謂新的方針，主要是在兩個問題上，就是統一戰線和戰爭問題。在統一戰線的問題上，是要獨立自主，還是減弱或不要獨立自主？在戰爭問題上，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還是運動戰？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命運的。六中全會以前雖然有些著作，如《論持久戰》，但是如果沒有共產國際指示，六中全會還是很難解決問題的，共產國際指示就是王稼祥同志從蘇聯養病回國帶回來的，由王稼祥同志傳達的。第三，此后，王稼祥同志就一直在中央工作。雖然他在工作中也有缺點，如在政治工作中就有很大缺點，但是，他也做了很多好事。如1939年鞏固黨的決定，1941年增強黨性的決定，1942年的黨的領導一元化決定，對待原四方面軍干部態度問題的指示及建軍的四號指示等，都是他起草的。增強黨性的決定是他與王若飛同志合作的，在他領導下起草的﹔建軍的四號指示是他與葉劍英同志合作，在他領導下起草的。”
毛澤東接著說：“至於他有些缺點，如對干部關系，這是大家知道的，但上面這些是大家不知道的，是中央內部的事，我今天必須在這裡講一講。他雖然犯過路線錯誤，也有缺點，但他是有功的。他現在病中，他的病也是在第四次反‘圍剿’中負傷而引起的，他這次寫給我的信，已印發給大家看了，有的同志說寫的太簡單了，但是他的確是考慮很久才下決心寫的。我認為他是能執行大會路線的，而且從過去看，在四中全會后第三次‘左’傾路線正在高漲時，在遵義會議時，在六中全會時，也都可以証明這一點。總之，王稼祥同志是很有本事的人，將來還是有很大作用的，因為昨天選舉正式中央委員，他沒有當選，所以主席團把他作為候補中央委員的第一名候選人，希望大家選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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