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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其中的核心觀點逐步體現到黨的建設偉大實踐之中。1941年7月，《中共中央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指出：“今天鞏固黨的主要工作是要求全黨黨員，尤其是干部黨員更加增強自己黨性的鍛煉，把個人利益服從於全黨的利益，把個別的黨的組成部分的利益服從於全黨的利益。”（《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8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443頁。）這鮮明地體現了對《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中黨性觀點的吸收。1942年2月，毛澤東在中央黨校所作的《整頓黨的作風》中引用了《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關於正確認識和處理個人利益與黨的利益關系的觀點。（參見《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1頁。）1942年4月，中央宣傳部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中的“黨員個人利益無條件地服從黨的利益”、“黨內各種錯誤思想意識的來源”、“對待黨內各種錯誤思想意識的態度，對待黨內斗爭的態度”三部分列為整風文獻，供全黨學習，並且在學習的基礎上“決定舉行普遍考試一次”（解放社編《整風文獻》（訂正本），新華書店1949年發行，第5頁。）。1949年，為了推動中國共產黨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順利轉變，劉少奇修訂了《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與毛澤東的著作一起成為全黨在新形勢和新任務下開展學習的重要經典，這對於中國共產黨在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的重大歷史關頭加強自身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
二是各地自發學習《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這一著作1939年初版后，很快就銷售一空，當時在延安又印了3次。（參見王雙梅：《劉少奇與抗日戰爭》，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160頁。）與此同時，各抗日根據地也不斷翻印。新華日報華北分館、華中新華書店、中共膠東區黨委宣傳部、冀中導報社、遼東建國書店、晉綏新華書店、晉察冀軍區政治部、山東新華書店、太岳新華書店、大連大眾書店、渤海軍區政治部等都先后翻印過這一著作，有些地方還不隻翻印一次。據筆者粗略統計，各地翻印的版本不下40種。值得注意的是，1949年前《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已經開始在海外傳播。1945年新加坡新民主文化服務社以《1939年7月8日在馬列學院的講演》為題進行了翻印﹔1949年香港新民主出版社也予以翻印。此外，一些地方在翻印過程中，連著作的名稱也發生了改變，比如1948年大連大眾書店翻印為《論革命家的修養》﹔還有一些版本沒有出版社署名，比如，1948年翻印的署名宣傳部的《黨員修養》，1940年翻印的《論修養》等。從數量上看，《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是中共領導人單行本著作中發行量最大的。1962年劉少奇第二次對《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進行修訂。經過這次修訂，結構更加合理，語言更加流暢，對重大觀點的表述更加科學，也更加符合社會主義建設條件下黨員修養的需要（參見任曉偉：《〈論共產黨員的修養〉1962年修訂版考述》，《國史參閱》2009年第3期。）。因此，1962年后發行量更大。《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巨大的發行量，體現了廣大黨員群眾發自內心的學習需求和對修養黨性的追求。
《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廣泛傳播，極大地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進程，很多黨員群眾正是通過閱讀這一著作認識和了解什麼是馬克思主義、什麼是共產主義這些艱深的理論問題，並將其中的馬克思主義觀點轉換為改造自身和改造實踐的思想指南。在戰爭年代，許多優秀黨員是懷揣著這一著作走向戰場的。在和平建設年代，許多優秀黨員是通過不懈閱讀這一著作來增強自己的黨性和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意識的。1964年，焦裕祿去世時床頭放著兩本書，一本是《毛澤東選集》的合訂本，一本是《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解放前擔任延安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院長的黃樹則曾深情地說：“一想起少奇同志，就會想起我們曾經熟讀過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這是一本深入共產黨員之心的書。我們這一代，誰沒有受過它的熏陶和教育啊！”（《緬懷劉少奇》，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第29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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