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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革”中《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曲折傳播
在“文革”中，《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受到了錯誤批判，這是馬克思主義大眾化過程中的嚴重曲折。不過，從馬克思主義大眾化進程的整體視角來看，“文革”中這一著作的命運，一方面反映了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曲折性，另一方面又客觀地表明馬克思主義大眾化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和路徑仍在繼續發展。
1966年“文革”開始后，批判的矛頭很快就對准了劉少奇，而《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則成為批判他的“第一條鞭子”。1967年4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戚本禹的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不指名地批判《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說這一著作“不要革命，不要階級斗爭，不要奪取政權，不要無產階級專政，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毛澤東思想，宣揚腐朽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宣揚反動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哲學”。1967年5月8日，《紅旗》雜志和《人民日報》刊發了《〈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一文，認為這一著作關於共產主義的描述與中外空想主義都是“一路貨色”，“宣揚了形而上學，拋棄了偉大的辯証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這篇文章發表后，全國掀起了對《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討伐”狂潮。1967年4至8月《人民日報》共發表60多篇批判文章。“文革”中對《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批判，是建立在非理性的基礎之上的，折射出“文革”中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總體進程中的嚴重曲折。
歷史的發展往往是非常復雜的，任何對真理的偏離都會被歷史以另外一種力量來平衡和矯正，盡管這一力量最初往往是隱蔽的，弱小的，甚至不被人所注意，但它一定會發展起來，並最終矯正對真理的偏離。從這個意義上說，對《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批判，便以另外一種方式推動對它的研究和對其基本思想的傳播。同樣以1967年4至8月《人民日報》刊發的理論批判文章為例。比如，1967年4月12日《人民日報》刊登的《揭穿〈修養〉三次出籠的大陰謀》，從政治批判和“兩條路線”的角度全面系統地梳理了這一著作產生以來的影響以及1949、1962年兩次重要的修改，是《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研究史和傳播史上第一篇關於版本的研究成果。再比如，1967年6月13日《人民日報》刊載了《〈修養〉中描繪的共產主義是什麼貨色？》一文，主要是批判著作中描述共產主義的一段話：
“在那種世界裡，沒有剝削者、壓迫者，……也沒有受壓迫、受剝削的人及黑暗、愚昧、落后等。在那種社會裡，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都有高度的蓬蓬勃勃的發展，能夠滿足所有社會成員的各方面的需要。那時，人類都成為有高等文化程度與技術水平的、大公無私的、聰明的共產主義者，人類中彼此充滿了互相幫助、互相親愛，沒有‘爾虞我詐’、互相危害、互相殘殺及戰爭等等不合理的事情。”雖然這篇文章用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理論、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對《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關於共產主義的描述進行批判，但是對於一個稍微具有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知識的人來說，誰都不會否認這些描述正是一代代馬克思主義者為之奮斗的理想社會和崇高目標。因此，這樣的批判一定會被反思和重新認識的。正如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翻譯家和理論工作者吳亮平所說的，在林彪、“四人幫”橫行的十年中，他們“肆無忌憚地踐踏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使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遭到肆意篡改，使我們的黨受到了空前的破壞，人民和國家遭受了最嚴重的災難。歷史的深刻教訓告訴我們，《論修養》一書正是和這股反馬克思主義的腥風邪氣針鋒相對的、是提倡馬列主義正氣的重要文獻”（《吳亮平文選》，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版，第210頁。）。
1980年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為劉少奇平反后，《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重新恢復了在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史上的地位並重新修訂出版，這是在改革開放新時期以單行本形式出版的劉少奇的第一部著作。1981年，經過20年的曲折，《劉少奇選集》上卷出版，《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收入其中。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這一著作開始以新的方式進行傳播，它所闡述的共產黨員修養的基本思想在新時期黨的思想理論建設和馬克思主義大眾化進程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對於今天我們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仍然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胡錦濤：《在紀念劉少奇同志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08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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