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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組織領導安源工人運動的過程中，經過最初一年的實踐和思考，劉少奇對中國國情和中國革命的具體步驟有了初步認識。他說：“須把改造社會的步驟和現在外面的大勢看清楚，然后在我們處置事情的時候，不致有手段上的錯誤。”（《劉少奇論工人運動》，第4頁。）為此，他提出：“社會改造的步驟，我們所主張的是：（一）使無產階級團結起來，養成無產階級支配社會的潛伏勢力﹔（二）實行奪取政權，由政治的力量消除社會一切階級的壓迫——人的壓迫﹔（三）在產業公有制度底下以極大的速力發展實業，減少人類自然的壓迫。”（《劉少奇論工人運動》，第1—2頁。）這裡，他在總的原則和價值取向上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但又不是照搬馬克思主義原理的詞句，而是具體分析了中國工人與資本家的具體情況。他指出：“（二）、（三）兩項是我們無產階級終極的目的。以中國現在的情勢看來，這樣幼稚的無產階級當然說不上馬上就拿來實行。既是很遠的事實，也用不著說很多的話來討論他。”（《劉少奇論工人運動》，第2頁。）顯然，他從安源經濟發展的具體情況中認識到，在中國資本主義很不發達的國情下，還不能像馬克思提出的那樣首先打倒資產階級，沒收他們的生產資料。他說：“中國如欲自強，發展中國實業，實為先決條件。中國實業的發展，修造鐵路輪船工廠無處不需用鋼鐵，欲使列強不能把持世界鋼鐵以阻撓中國實業的發展”，“非使漢冶萍永遠的存在不可。”（劉少奇：《救護漢冶萍公司》，長沙市革命紀念地辦公室、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紀念館合編《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95頁。） 而且，他在同工人群眾一起生活中，也深知“漢冶萍之存在與否，實為百余萬人民之生計所關，擔保此百余萬人民之生計不恐慌與不流為游民土匪，及收容中國各種游民土匪化為有職業之正當國民，均為漢冶萍前途之責任”，“故漢冶萍之存在與否，實關系於人民之生死國家之興亡”。（劉少奇：《救護漢冶萍公司》，《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料》，第294—295頁。）在當時的政治經濟發展狀況下，工人需要在一定條件下和在某種程度上同資本家聯合，至少在能夠維持正常生產的情況下，共同對抗日、美等帝國主義國家資本的壓迫。因此，劉少奇把當時工人革命的主要力量放在討論眼前能夠做到的第一項上，指出：“在（一）項裡面又應該分為下列幾個步驟：（1）由爭得工人直接的利益——加工資——使各個工場的工人團結起來﹔（2）由爭得工人第二步本身利益——減少工作時間——使各地同產業的工人形成產業的大聯合﹔（3）以過去奮斗的經驗切實教育工人，使工人明了自己階級在現在及將來社會上的地位，工團終極的目的與達到這個目的的方法，養成極健全的奮斗者，成功無產階級有方法的支配社會的潛伏勢力的大組合。”（《劉少奇論工人運動》，第2頁。）
在這個總任務下，工人以罷工手段要求增加工資和減少工頭的壓迫與剝削，乃是一種使工人自覺團結起來的手段，“這種經濟的奮斗，在工人將來全部的利益上看來是很小的﹔但是我們必得要做這種利益很小的運動，才能使工人目見利害的關系團結起來，才能訓練工人的奮斗能力及方法。這是工人解放運動最初步的工作”（《劉少奇論工人運動》，第2頁。）。然而，即使是這種斗爭也要適度，要依照具體條件而決定，而不能無限制地一味進攻。安源工人第一次罷工勝利后，“生活大加改善，地位大加提安源：劉少奇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踐起點高”。即使這樣，工人還不滿足，還要更前進，“要求再增加工資，但實際情形是不能加了”，“工人自動將每日工作時間由十二小時減至四小時，很多工人自由曠工，這就使生產減低一半”。這種情況直接威脅到了工人運動的存在，劉少奇為此“苦悶欲死”。但他從維護工人階級長遠的利益出發，細心研究主客觀條件和形勢，“尋找每一個前進的路”，進行“廣泛的教育與解釋，民主的決定問題，提高紀律，逐漸使工人一步一步的明白”，並“特別注意利用敵人內部的各種矛盾，注意宣傳，結果還是將這個工會維持了三年”。（《劉少奇論工人運動》，第215—216頁。）他還從調查研究安源路礦生產的各個環節入手，思考了許多對中國民族工業如何在世界資本主義的重重壓迫下發展的對策，先后寫出《救護漢冶萍公司》和《整頓萍礦意見書》，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有了一定認識。這使他在以后的革命斗爭和建設中，對中國資產階級能夠有比較正確的認識，並在新中國成立前后提出發展新民主主義經濟的完整構想。
正是由於劉少奇在處理工人運動的具體問題時，能夠從安源的實際情況出發，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運用到開展工人運動的實踐中，才領導安源工人運動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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