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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領導安源工人俱樂部大力開辦工人補習夜校和工人子弟學校，努力提高工人素質。安源路礦一萬三千余工人，“不識字者佔四分之一”，為了使工人了解自己階級在現在及將來社會上的地位，培養健全的奮斗者，劉少奇大力抓了安源工人的教育。從1923年開始，工人夜校先后兩次進行大的擴充，先從俱樂部初期的一個夜校擴辦為三個，1924年又擴充至七個。俱樂部常月費的相當部分都投入了工人教育事業，並開辦了工人安源：劉少奇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踐起點子弟學校，有七百余孩子入學。1924年下半年，為了緩解“工友尚有不得其門而入之嘆”，又在六個工作處設立讀書處，“專招不識字的工人，專注重識字教育”，方便工友熱心求學。俱樂部還“在工友中招收文字較為通順，成立一班師范班，施以相當的教育，四月畢業后，分任各處教員”。這些舉措使工人“認識並能寫工人日常生活所應用的文字，俾能記賬、寫信及讀淺顯的書報”，使“工友略窺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和日常生活必要的普通常識”，從而“引論到他們生活困苦之根源及現社會之罪惡，以喚醒其階級覺悟”，“訓練戰斗能力，促進工人的階級覺悟”，“進而作階級的爭斗，以求階級的解放”。在教學中，夜校教師還“要隨時隨地利用實際的問題”，將上述原則“參合或分別應用起來”。（劉義：《教育委員會報告（1928年8月—1924年11月）》，《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料》，第354—361頁。）
第四，安源工人俱樂部在當時取得的成績，除了工人教育以外，還有舉辦消費合作社，免除商人的中間剝削。安源工人俱樂部在1922年5月成立后，即舉辦過工人消費合作社，但那時還僅是少數人組織的，資金僅百元，附設於工人補習學校內。九月罷工勝利后，劉少奇等深知“要減輕工友生活負擔，惟有擴充消費合作社一法，於是重新提議，添加股本。工友們亦以自身利益所關，特別踴躍投資”（毛澤民：《消費合作社報告》，《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料》，第254頁。）。俱樂部又將爭取到的俱樂部基金和工友們入部費、常月費的絕大部分都撥到消費合作社，先后籌資一萬余元作為開辦基金。新的消費合作社於1923年春正式營業，每天早晨五點半開門，晚上八點半打烊關門。合作社建立了嚴格的管理制度，工人們從這裡能方便地買到比市場上價格低得多的生活用品，不再受中間商的重利盤剝，極大地增強了工人俱樂部的凝聚力。為進一步方便工人，俱樂部又於同年8月在工人居住的新區辦了一處合作社，合作社資金也擴充到兩萬余元。
第五，在健全和鞏固工會組織的同時，還大力發展了共產黨和共青團的組織。在1924年初，辦起了目前有記載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最早的一所黨校，向工人積極分子和新黨員進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教育。在提高工人階級覺悟的基礎上，逐步發展了250多名產業工人入黨。1925年黨的四大召開時，安源的黨員人數佔到全國黨員總數的近1/4。劉少奇還從領導罷工斗爭和“二七”罷工失敗的教訓中，深刻認識到組織工人自衛武裝的重要性，特別注意擴充和整頓工人糾察隊，訓練和擴充了一個由二百余人組成的、紀律嚴格的工人糾察團，以工人武裝力量維護工人利益並維持工人內部的秩序。這些黨員和工人武裝力量后來成為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中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二團，成為我黨早期軍事力量的重要骨干，成長出一批優秀將領。
在“二七”罷工失敗后的全國工運低潮中，劉少奇以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和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為指導，利用安源遠離反動統治中心的地理條件，實行了靈活的工運策略，最大可能地為安源工人謀取政治和經濟利益。正如他后來所總結的：“安源工人在‘二七’失敗后，創辦了不少的事業。如設立工人學校七所，工人讀書處五所，工人圖書館一所，有工人子弟學生七百余人，工人補習學生六百余人。又辦有消費合作社二所，資本二萬元。建筑大講演廳一所，能坐聽眾二千人，購買房產三棟，並有化裝講演，各種游藝。又組織有青年部，經常糾察團，裁判委員會等。現在安源的工人，作完了工可以讀書，可以看戲，可以聽講，又可以做各種游藝。子弟讀書不要錢，秩序有自己的糾察團維持，不受兵警的蹂躪﹔犯事有自己的裁判委員會裁判，不致受腐敗法庭的虐待﹔青年工人有工會的青年部游戲教育，不致年長失學﹔買東西有自己工會的合作社，不致受商家的剝削。此外工會訂購有各種報紙，印刷各種傳單小報及工會紀念冊等，工人處處都可看到的”。（《劉少奇論工人運動》，第17頁。） 中國早期工人運動的著名領袖鄧中夏，在總結“二七”罷工失敗后的殘破局面時，也曾指出：“在此消沉期中，特別出奇的要算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真為‘碩果僅存’。”（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選錄），《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料》，第61—62頁。）這是毛澤東、李立三和劉少奇等一批早期共產黨人，在安源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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