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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論
在安源的工人運動實踐，對劉少奇最具有啟蒙意義的是他對中國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近距離研究。特別是對資產階級的認識，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事業中必須要解決的首要問題。歷史証明，什麼時候黨對資產階級的認識比較正確，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發展就比較順利﹔反之，革命和建設就會受到挫折。劉少奇在安源的工人運動實踐，使他對中國經濟發展和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有了比較深刻的認識。以后又加之領導五卅運動和廣州工人運動的實踐，1926年5月在廣州召開的全國第三次勞動大會上，劉少奇對工人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地位、工人運動方針以及各階級的狀況與革命態度作了明確闡述。他在這篇講演中指出：“工人階級在國民革命運動中之領導地位，是確鑿不移的”，“農民為國民革命之重要勢力”，“中國工人階級應切實提攜農民，進行中國的革命。”他特別分析指出：“中國資產階級本來受帝國主義與軍閥壓迫，他們有參加國民革命之可能”，“我們工人階級在某一個時候，即在資產階級與帝國主義沖突最厲害的時候，應與資產階級合作，共同反對帝國主義，以增強反帝國主義運動之勢力。但當資產階級一有妥協之傾向，或壓迫工人運動時，工人階級應極力反對，以防備資產階級騙賣自己。”（《劉少奇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頁。）劉少奇的認識，比幾個月前召開的中共四大《對於民族革命運動之議決案》中所提出的新興工業資產階級“現在還在由買辦官僚的資產階級到民族的工業資產階級之過程中，所以還不能參加民族革命運動”（《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33頁。）的認識更符合實際情況。劉少奇的這篇講演，也是中共早期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重要成果之一，為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形成和實踐作出了一定貢獻。
如同毛澤東對湖南農民運動的考察奠定了他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事業的基礎一樣，劉少奇在安源從事工人運動的實踐也奠定了他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事業的堅實基礎，使他在對中國革命許多問題的認識上具有了比較優勢，開創了他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運用到中國具體實踐的良好開端。
〔作者王雙梅，女，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北京10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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