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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2日 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全體會議，並講話。毛澤東說：廬山會議后，我們錯在什麼地方呢？錯就錯在不該把關於彭、黃、張、周的決議，傳達到縣以下。應該傳達到縣為止，縣以下繼續貫徹《鄭州會議記錄》、上海會議的“十八條”，繼續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個假象，可好了，生產大發展呀，其實不是那樣。彭、黃、張、周的問題，在十幾萬人的小范圍內傳達就行了，軍隊不搞到連隊，地方不搞到公社以下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許多“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現在看是犯了錯誤，把好人、講老實話的人整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鄭州會議基本上是正確的，上海會議提出的“十八條”也還是基本上正確的，但對食堂問題、供給制問題是講得不正確的。一九六〇年春看出“共產風”又來了。先在廣州召集中南各省的同志開了三個小時的會，時間這樣短。接著在杭州又召集華東、西南各省的同志開了三四天會，議題不集中，將搞小高爐、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機械化和半機械化等等一些問題都插進去了，整“一平二調”沒有成為中心。后來又在天津召集東北、西北、華北各省同志開了會，也不解決問題。那時候提倡幾個大辦：大辦水利，大辦縣社工業，大辦養豬場，大辦交通，大辦文教。這五個大辦一來，糟糕！那不又是“共產風”來了嗎？“一平二調”問題的徹底解決，還是從十一月發出“十二條”指示開始的。“十二條”指示，在執行中發生了一個錯誤，就是隻搞了三類縣、社、隊，其他一類、二類放過了，沒有去動。所以，今年的中央文件上規定，一、二、三類縣、社、隊都要普遍地整“五風”，在劫者難逃。要搞四個工作，調查研究，群眾路線，堅決退賠，冤枉的人要平反。毛澤東說：今年三月的廣州會議啟發了思想，解放了思想，搞了個“六十條”，但是解放得徹底嗎？還不徹底，什麼三七開呀，食堂問題呀，糧食問題呀，還有些別的問題，沒有解決﹔至於商業問題、手工業問題、山林問題，沒有提到。這次北京會議，我看大有收獲，把我們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事情搞清楚了，對於社會主義的認識，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大為深入了。
8月23日—9月16日 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在廬山舉行，毛澤東主持會議。會議議程有六項：糧食問題，市場問題，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兩年計劃和工業問題，工業企業管理工作條例，高等學校工作條例，干部輪訓問題。會議討論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當前工業問題的指示》、《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通稱“工業七十條”）、《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草案）》（通稱“高教六十條”），作出《中共中央關於輪訓干部的決定》。這次會議，強調“把工業生產和工業基本建設的指標降下來，降到確實可靠、留有余地的水平上”，以最大的決心，重新安排了各項主要產品的生產指標。
8月27日 閱田家英八月二十四日報送的關於天津市第一鋼廠和天津市機床廠的調查材料及他的附信，批示：“印發各同志研究。”田家英在附信中說：我感到，目前工業工作主要存在三個問題。第一，指標高，任務重。第二，管理體制有許多不當的地方，權力過於分散，瞎指揮作風嚴重，許多傳統的協作關系被破壞了。第三，工廠內部的管理工作非常混亂，主要是各方面的責任廢弛，不講經濟核算。
9月6日 閱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八月二十四日編印的《農村簡報》登載的《各地貫徹執行六十條的情況和問題》。這個材料說：各地反映，“六十條”初步貫徹執行以來，農村形勢已明顯好轉，主要表現在十個方面。同時，存在的問題也有十個方面。毛澤東批示：“此件很好，印發各同志。並帶回去，印發省、市、區黨委一級的委員同志們，開一次省委擴大會，有地委同志參加，對此件第二部分所提出的十個問題，作一次認真的解決。時間越早越好，以便在秋收、秋耕、秋種和秋收分配時間政策實行兌現，爭取明年豐收。冬春兩季六個月整風整社，訓練干部，也在這一次省委擴大會上作出布置，主動權就更大了。生產、征購、生活安排，同時並舉，就更加主動了。”
9月15日 在廬山蘆林一號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毛澤東說：四高問題（高指標、高估產、高征購、高安排）、所有制和分配問題，不能失信於民。現在，我們已經退到極點了，退到谷底了，今后要穩步上山。關鍵在於做好我們的工作，工作不能越做越粗，要越做越細。要注意不好的地方，也要注意好的地方。
9月16日 審閱中共中央為輪訓干部編印的學習材料《社會主義建設的幾個問題》。學習材料中摘錄毛澤東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在八屆六中全會上講話中的一段談話：“在我國，在目前，有些人太熱了一點。他們不想使自己的頭腦有一段冷的時間，不願意做分析，隻愛熱。……另有一些人愛冷不愛熱。他們對一些事，看不慣，跟不上。觀潮派，算賬派，屬於這一類。對於這些人，應當使他們的頭腦慢慢熱起來。”他刪去了其中的“觀潮派，算賬派，屬於這一類”。
9月17日 審閱中共中央關於討論和試行國營工業企業管理工作條例（草案）指示稿和工作條例（草案）的總則，批示：“退彭真同志：指示及總則已閱，很好，隻在指示有一些小的修改。”毛澤東刪去條例標題中的“管理”二字。指示稿說：“這個條例草案的目的，是要用毛澤東思想，把我們領導工業企業的經驗，特別是最近三年多的經驗，系統地加以總結，制定出一個適合我國實際情況的和能夠更好地為總路線、大躍進服務的，管理企業的規章制度”。毛澤東刪去其中的“用毛澤東思想”六個字。
9月26日 到達邯鄲。在專列上聽取中共河北省委、山東省委負責人的匯報。當劉子厚說他們想談談上次談過的大包干問題時，毛澤東說：這是一個大問題。不以“腳”為基礎，以“腰”為基礎，“腳”去生產，“腰”在分配，鬧平均主義。我過濟南時說，河北唐縣有一個公社幾年來連年增產，並不鬧大隊統一核算、統一分配，他們叫分配大包干，年年增產，生活好，也能完成征購任務。真正調動積極性靠這一條。“三包一獎”，算賬算不清，強迫命令定局，搞平均主義。這是煩瑣哲學嘛。廣州會議時，河北要在全省實行小隊核算。山東開了個座談會，也提出了這個問題，講所有制名義在大隊實際在小隊。生產在小隊，分配在大隊，這不是矛盾嗎？在廣州開會時，我批了一個文件，讓大家議一議，大家議的結果都不贊成。唐縣那個公社搞分配大包干的做法，糧食年年增產，牲口也很壯，照它的辦法就行了，還有什麼講的？生產隊富了就好辦了，過去是搞“均”。什麼叫隊為基礎，就是以現在生產隊為基礎，就是過去的小隊。三級所有，基礎在隊，在“腳”。這樣搞上十年八年，生產發展了就好辦了。大隊、公社有了積累，可以辦些賺錢的事業。生產隊的八權，再加上兩個，一是耕畜、農具所有權，二是分配權。
9月29日 關於解決農村基本核算單位問題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及有關各同志。信中說：“送上河北深縣五公公社耿長鎖的一封信，山東省委一九六一年三月關於大小隊矛盾問題座談會材料一份，湖北省委九月二十五日的報告一份，九月二十六日邯鄲座談記錄一份，另有河北的一批材料，請你們一閱，並和你們的助手加以研究。然后我們集會討論一次。這些材料表明：我們對農業方面的嚴重平均主義的問題，至今還沒有完全解決，還留下一個問題。農民說，‘六十條’就是缺了這一條。這一條是什麼呢？就是生產權在小隊、分配權卻在大隊，即所謂‘三包一獎’的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農、林、牧、副、漁的大發展即仍然受束縛，群眾的生產積極性仍然要受影響。如果我們要使一九六二年的農業比較一九六一年有一個較大的增長，我們就應在今年十二月工作會議上解決這個問題。我的意見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即基本核算單位是隊而不是大隊。”“待你們看了湖北、山東、廣東、河北這些材料，並且我們一起討論過了之后，我建議：把這些材料，並附中央一信發下去，請各中央局，省、市、區黨委，地委及縣委親身下去，並派有力調查研究組下去，作兩三星期調查工作，同縣、社、大隊、隊、社員代表開幾次座談會，看究竟哪樣辦好。由大隊實行‘三包一獎’好，還是隊為基礎好？要調動群眾對集體生產的積極性，要在明年一年及以后幾年，大量增產糧、棉、油、麻、絲、茶、糖、菜、煙、果、藥、雜以及豬、馬、牛、羊、雞、鴨、鵝等類產品，我以為非走此路不可。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過去過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一九五六年，高級社成立時起），第七年應該醒過來了吧。”
10月3日 向鄧小平提出，電話通知陶鑄、王任重、劉建勛、劉子厚、李雪峰等同志，請他們日內到京，談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問題。四日晨，又寫信給鄧小平、彭真：“索性請柯老、井泉、瀾濤、任窮四同志，於五日來此一談，使這個‘隊為基礎’的大問題，弄個明白。如大家同意進行調查，使省、地、縣三級在兩個月內都有所醞釀，十二月就可作出決定。如同意，請彭真同志即辦。五日到，晚上即可談一下，六日會畢，七日他們即可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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