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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批判陳伯達慘遭迫害
於炳然於1941年1月返回延安，先后在中央政研室及情報部任職。他可回到家裡了，滿腔熱情地開展工作。
陳伯達此時是政研室主任。於炳然發現，陳著意培植自己的勢力，拉攏親信，擠壓、欺負持不同意見的正直同志——這實在有損於黨的形象。於是，他給任弼時寫信，指出陳的領導是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沒有料到，這為自己植下了苦果。
整風運動開始后，陳伯達在1942年6月27日的《解放日報》發表了《舊階級本性的改造》一文。於炳然發現該文歪曲了毛澤東“治病救人”的方針，對運動造成誤導。7月23日，《解放日報》登出於炳然的《就教於陳伯達同志》一文，逐點分析了陳伯達的原則性錯誤，還不客氣地指出陳的多處理論失誤。
陳伯達又在《解放日報》發表了一篇《回答於炳然同志》，為自己辯護，最后幾句話更是鋒芒畢露：“在整風運動中，每個同志都著重反省自己，而於炳然同志倒也不妨在這些上面多關照—下自己。於黨、於己、於人都是會有好處的。”
不久，於炳然禍從天降。那時，康生與陳伯達已相當“默契”。康生曾先后任中央社會部長、情報部部長、調查部部長等數職，掌握著生殺予奪大權。他在《搶救失足者》報告中，公然信口雌黃：“‘東北救亡總會’是紅旗特務機關……於炳然准備好人，准備好槍（指與炳然同來延安的副官、警衛員及他們的佩槍），要與胡宗南裡應外合，包圍邊區，進攻延安……”
於是，於炳然被捕，慘遭各種批斗、逼供、酷刑。
1944年初，周恩來回到延安。得知於炳然和“東總”其他人蒙冤遭害，他痛心地說：“怎麼能這樣搞法呢？‘東總’是我們黨的外圍組織，哪有什麼‘紅旗特務機關’？一定要甄別。”他証實了於炳然從事統戰、情報工作的經歷、貢獻及撤回延安的情況。但康生對周恩來的指示，用拖延戰術頂著不辦。兩年后，周恩來聽說於炳然仍然在押，立即從重慶發回電報，於炳然這才恢復了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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