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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們有這樣一個缺點，用了好多錢，報不出賬。拿第一師和第三師來說，第三師用錢按期還，有預算有決算，預算數目是按照實際情況做的，組織也比較好，幾個月后還有個賬算。第一師方面就太差了，到今天3月份的賬還沒有算，究竟用了多少錢，不知道。所以一師用錢和預算差得太遠，它預算是30萬，但是用了六七十萬。這說明供給機關的能力是弱的，一般地說，旅團供給機關的能力是不強的。……現在的弱點就是浪費公糧和亂用錢，尤其是一師，我們要更多注意這一點。
“在最近一個時期，軍直屬隊也好，一師也好，常發現攜款潛逃的事情。……同時一師還有一個不好的現象，團長、旅長隨便亂批錢。一個特務員生楊梅瘡就批他40塊，一個馬夫丟掉200元就批他80元賠償，或者下面打個條子借口休息就批他5塊、10塊。這是過分的，超出我們經濟規定的范圍，違反了命令。為什麼要這樣批？濫用自己的權力。我們原來規定是團長隻能批5塊錢以下，旅部也隻能批20塊錢。但是現在奇怪了，可以超過這個限度，可以批幾百塊錢。我想如果這樣用，那你稅收得再多也供應不了。在我們軍部來說，我不能亂批錢，我要同別人商量一下。”
劉少奇在會上也批評了全軍的供給工作，並且點了一師的名：“這個重要部門的工作一般人就不十分注意，工作也搞不好，特別是一師供給工作總搞不好，政治、軍事上的負責人對這個工作忽視，經濟制度不嚴格，因此浪費很大。有些負責同志隨便批錢，比如有一個團長他可以批准特務員40塊錢去診病。這不但會發生不好的影響，同時也不合經濟手續。以后嚴格規定團級首長不能隨便批錢，自己用錢也一定要經過供給部長的批准才可以，自己沒有權力批。”
新四軍一師的活動區域是蘇中。1942年11月，時任新四軍政治部主任的譚震林曾兩次談及蘇中的財經工作：“蘇中有著500萬人口，1000萬畝以上耕地，交通發達，工商業繁榮，比得上歐洲一個小國家。……還覺得錢不夠用，有時還鬧著恐慌﹔我們的戰士還過著最低的生活待遇。……按一般水准說，全部收入應該能夠養活全人口的3%（佔當地人口3%的兵員），而我們卻隻養活著0.7%（這是當時兵員佔當地人口的實際比例），還覺著有些困難，這還不是很明白的事嗎？追究其原因固然很多，但主要的我認為還是思想方法問題和認識問題。我認為如果我們的思想中沒有建立起‘重公輕私，艱苦奮斗’的正確認識，我們的財經工作始終是做不完美的。不管你的制度如何好、如何嚴，也不管你的辦法如何多，結果不僅不能達到完全的目的，卻可能造成一些不滿意不團結的現象，事實上這些現象已經萌芽了。”
1941年6月30日，新四軍四師供給部部長謝勝坤對四師兩年來供給工作進行了這樣的檢討和總結：“誰也曉得六支隊（四師前身）是以百十人發展起來的，以極小的零散的游擊隊合編成游擊兵團，部隊是新的，當然各方面的工作也是新開展的，而供給工作也不能例外。當時供給工作有經驗、有能力的不多，團營的供給工作也不健全，有的團隊沒有供給科處，營也沒有軍需員，上下級沒有什麼工作上的聯系，供給領導機關由於干部少、組織不健全，工作沒有開展起來。當時的軍需處只是做些瑣碎的工作，招呼發發司令部、政治部的燈油、木炭、辦公紙而已，工作系統沒有建立起來，沒有組織性、計劃性，制度更說不上建立了，因此部隊中常常發生問題，如貪污腐化，浪費墮落，個別（人）攜款潛逃。”
1941年7月10日出版的《真理》雜志創刊號，刊登了陳毅的文章《論建軍工作》。這篇文章的中心是“為建立正規化黨軍而斗爭”。陳毅毫不隱諱地系統分析和歸納了新四軍存在的缺點，其中就有：隻顧私人利益忘記革命利益的個人主義﹔生活上的腐化墮落，甚至干部開小差及個別叛變蛻化的嚴重現象﹔部隊紀律要求不嚴格，忽視軍事紀律、經濟紀律等。
陳毅在文章中再次講到了新四軍的供給工作：“本軍供給工作各部隊並不一樣，有的很好，已達到相當的高度，有的造成了良好的基礎。然而有些部隊，在這方面則十分落后，不僅浪費，貪污腐化現象也正在潛滋暗長，有些部隊甚至相當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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