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被迫離開中共中央領導崗位始末

果然不過兩個月，11月16日，中共中央收到共產國際的來信，指出，李立三不是策略上的錯誤，而是政治路線上的錯誤，三中全會犯了“調和主義”的錯誤。接到國際來信，瞿秋白立即找李立三談話，傳達國際的指示。11月22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由瞿秋白主持，對李立三的錯誤作出補充報告，明確指出李立三犯的是路線錯誤，12月22日，中共中央在96號通告中，正式提出“立三路線”的概念。

此時，王明通過不正常的途徑，已先於中共中央知道國際決議的精神。他立即按照國際決議的口徑，修改他的綱領性文件《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斗爭》，全文六章，其中第五、六兩章將近三萬字，幾乎都是專門批判瞿秋白。文章顛倒黑白，羅織罪名，就是要將瞿秋白在政治上置於死地。文章說：“維它（瞿秋白的化名）同志等在三中全會上，對於立三路線採取了調和、投降態度”，而三中全會后又在“實際上繼續著立三路線”。

這本小冊子甚至公開地趕瞿秋白下台，說：“現有中央政治局領導同志維它等不能解決目前革命緊急任務，不能領導全黨工作”。他提議，“由國際負責幫助成立臨時的中央的領導機關”，至少要“對政治局的成分應有相當的態度”，王明欲取而代之，已經有點迫不及待了。

瞿秋白檢討，我有許多標本的“弱者的道德”

瞿秋白本著與人為善的態度，對李立三就錯誤而言錯誤，一點也不夾雜個人的情緒，他甚至以推己及人的態度，為李立三開脫說：“假定‘六大’之后，留在中國直接領導的不是立三而是我，那麼，在實際上我也會走到這樣的錯誤路線，不過不至於像立三這樣魯莽，也可以說，不會有立三那樣的勇氣。我當然間接的負責立三路線的責任。”別人倒了霉，非但不牆倒眾人推、落井下石，反而在邏輯推理上，額外地承擔起責任。這就是瞿秋白。

三中全會后，李立三奉召去蘇聯學習。12月初，共產國際東方部在聽取李立三的檢查后，作出《關於中共中央三中全會和李立三同志的錯誤的報告》，全盤否定三中全會，給三中全會定了七條原則錯誤，甚至說，三中全會的領導機關表現出“不健全的兩面三刀的空氣。”共產國際主席團會議的七名委員，眾口一詞地批評三中全會，給瞿秋白加的罪名是，“無原則的領導了三中全會”，“以兩面派的態度對待國際”等。似乎李立三沒有什麼錯，而瞿秋白卻成了缺席被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