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被迫離開中共中央領導崗位始末

同時，共產國際主席團大肆吹捧王明等，稱贊他們“知道列寧主義布爾塞維克的理論和實際”，是“為國際路線而斗爭”的“很好的同志”。他們之所以“不能夠做到領導工作”，主要是“小團體利益妨礙他們加入領導機關”。與此同時，米夫已到達中國，正緊鑼密鼓，全力扶持王明等上台。

共產國際負責人曼努伊斯基在會上有針對性地說：“兩面派是現在最大的仇敵”，他希望“立三同志要幫助揭破這個痛瘡，揭破這種小團體的情形，破壞中國共產黨的小團體狀態。”誰是兩面派，誰又在搞小團體？顯而易見，曼努伊斯基批評的就是瞿秋白。共產國際的態度自然而然地影響著與會的中國同志，張國燾、黃平和蔡和森參加了會議，他們都要循著共產國際的態度，作例行性表態發言。

張國燾在會上說，“三中全會是秋白同志領導的，有了兩面派的對待共產國際的態度”。蔡和森在會上說：“誰是真正的小團體？真正小團體的代表是秋白同志。”

曼努伊斯基既然讓李立三去“揭破這個痛瘡”，李立三也就順竿而下，說自己的錯誤，“是在秋白同志影響之下”。李立三做了最不該做的事，就是附和曼努伊斯基，說：“我現在了解了：秋白同志的確用了兩面派的手段。———他在三中全會上的行動，就可以表現出來。黨的利益放在第二位，而私人小團體的利益放到了第一位。”

瞿秋白的“調和主義”，說到底，是他太溫良恭儉讓，也就是說在處理立三錯誤時，沒有按照共產國際即蘇共黨內斗爭的模式，將李立三的錯誤升格為“右傾機會主義”或別的什麼危言聳聽的反動路線，沒有對李立三本人殘酷斗爭、無情打擊。可是，他的善良換來的又是什麼呢？那就是他在缺席的情況下，任人批評指責，甚至李立三也說了許多不該說的話。

背著“調和主義”、“小團體的代表”和“兩面派”的罪名，瞿秋白不可能再擔當中共中央負責人，於是，米夫登場了。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會議集中批評立三路線，批評三中全會的“調和路線”。而此時李立三在莫斯科，隻有瞿秋白成為活靶子，受到會議的無情批判。會議撤消李立三、瞿秋白的政治局委員，根據米夫的旨意，將“最出色”、“最有才華”的王明，推至中共中央領導核心。

四中全會后，對瞿秋白的清算遠沒有結束。米夫和王明把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對他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期間的問題作出決議，指責他以派別行動對王明等人壓迫，對共產國際清黨動搖，對國際代表極不尊重等，一頂頂唬人的帽子向他壓來，他欲辯不能，失卻話語權，隻得默默忍受屈辱，接受所有的指責，承認自己的錯誤是“非常嚴重的”、是“懦怯的腐朽的機會主義”，甚至違心地承認自己陷入了“派別斗爭的泥坑”。他又能說些什麼呢？誰又讓他說些什麼呢？米夫、王明的政治高壓之下，他隻有忍辱負重，委曲求全。

我們在了解這一歷史的真實后，就不難理解《多余的話》中出現的如下話語：

“老實說，在四中全會后，我早已成為十足的市儈———對於政治問題我竭力避免發表意見，中央怎樣說，我就依著怎樣說，認為我說錯了，我立刻承認錯誤，也沒有什麼心思去辯白，說我是機會主義就是機會主義好了﹔一切工作隻要交代過去就算了。”

“1931年初，就開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極時期，直到現在。從那時候起，我沒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為思想。”

“我有許多標本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講和氣，希望大家安靜些，仁慈些等等。”

四中全會后，他告病留在上海。3年的時間，他和魯迅在一起，又回到他稱之為自己的家———他所願意做的文學研究和創作，度過他36年短暫生命中的“最愜意的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