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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攻打贛州之挫與攻取漳州之捷是毛澤東、周恩來雙星定位的歷史起點
漳州戰役取得勝利的意義是多方面的。除了毛澤東講的有利於開辟閩南、粵東革命斗爭的新局面，有利於擴大中央蘇區的政治影響，有利於通過籌款、籌物、擴充紅軍，增強中央蘇區的物力、財力和兵員，使其得到一定的鞏固和發展外，更為重要的是廣大紅軍指戰員特別是高級領導干部更加認識到毛澤東勝人一籌的軍事韜略，因而使毛澤東在黨內和軍內獲得更為廣泛的群眾基礎和干部基礎。這裡要特別談談毛澤東直下漳州，對周恩來產生的巨大影響。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影響了毛澤東、周恩來兩位偉人一生的合作關系。
周恩來與毛澤東早在大革命時期就有合作關系，此后，兩人若干共同的經歷對黨的歷史發展也有不少共同的影響。1926年3月“中山艦”事件發生時，兩人都在廣州，商討對策時都主張進行反擊。大革命失敗后，兩人都舉起槍杆子，領導武裝暴動。先是周恩來領導八一南昌起義，40天后，毛澤東領導了秋收起義。在1927年11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兩人都受到了“左”傾盲動主義領導給予的錯誤處分。土地革命戰爭前期，兩人天各一方，一個隱蔽活動在敵人心臟的上海，一個轉戰於偏遠的湘贛閩粵深山。但通過組織系統都了解彼此的活動信息和思想傾向。自此以后相當長的時期，周恩來作為黨中央負責人，直接指導毛澤東的活動，到達中央蘇區后，亦是如此。
在黨的六大上，周恩來作了軍事報告，隨后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很長一段時間實際上負責主持中央日常事務，包括軍事工作，聯系和指導“朱毛紅軍”。毛澤東、朱德領導的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是黨領導的一支最大的、也最有影響的革命武裝，周恩來更是關注。但遺憾的是，他對紅四軍的最初指示，即1929年中央“二月來信”，由於對形勢的估計比較悲觀，對紅四軍狀況缺乏具體了解，提出讓朱、毛二人離開隊伍、部隊分散活動的建議，受到毛澤東的批評。對於此事，兩人后來很少提及，但無疑使彼此間多了一些了解。周恩來沒有對毛澤東表示不滿，而且承認“二月來信”所談分散問題確有毛病。為解決紅四軍的前委和軍委關系的爭論，周恩來提出讓紅四軍派得力干部到中央匯報。這才有了陳毅到上海向中央的全面報告，並帶回主要根據周恩來多次談話精神起草和經他審定的中央“九月來信”。“九月來信”對毛澤東給予充分支持和維護，以此為基礎召開的古田會議，重新確立了毛澤東對紅四軍的領導。
周恩來與毛澤東的直接共事，還是在1931年底周恩來到中央蘇區履職，從毛澤東手中接過蘇區中央局的一把手職務之后。周恩來主持全面工作，但主要負責軍事領導。對於軍事工作的決策，又發生了與1929年相似的情況，即第一次錯了，第二次正確。
第一次決策是否定毛澤東的意見，決定攻打贛州。周恩來初來乍到，對蘇區的地理形勢和敵我狀況並不十分了解，但肩負著臨時中央交代的“進攻中心城市”的使命。他很尊重毛澤東，首先向他征求能否攻打江西中心城市的意見。毛澤東認為不具備打南昌的條件。臨時中央又提出至少要在撫州、吉安、贛州中選擇一個攻打。蘇區中央局開會討論，絕大多數人都贊成攻打贛州，毛澤東反對，認為贛州城牆堅固，易守難攻，曾五打贛州都沒有成功，現在贛州守軍雖然不足，但它的南北方向都聚集著敵人重兵，以紅軍現有力量和技術裝備可能久攻不克，還是以不打為好。但周恩來最后卻採納多數人意見，決定攻打贛州。結果不出毛澤東所料，14萬紅軍攻打33天，城未攻下，傷亡卻達三千多人。最后還是急請毛澤東獻策，起用作為預備隊的紅五軍團，才解了紅三軍團被困之圍。這次失敗，盡管臨時中央沒有批評周恩來（因為是執行其強攻指令），但紅軍兵力遭受這樣大的損失，他不能不深感內疚。
第二次決策是尊重毛澤東的意見，同意攻打漳州。紅軍從贛州撤圍后，蘇區中央局在贛縣江口會議上決定紅軍主力“夾贛江而下”，分兩路向北發展。毛澤東了解到閩西的國民黨兵力薄弱，主張所率中路軍改變行動方向，轉攻龍岩，直下漳、泉。周恩來這一次接受了毛澤東的建議，決定將中路軍改稱東路軍，遠離根據地，向閩西進軍。毛澤東判斷正確，敵軍弱勢，4月10日攻下龍岩，10天后攻克漳州，取得比預期大得多的勝利，戰果輝煌。毛澤東非常興奮地說：“有人說我們紅軍隻會關上門打狗，懷疑我們在白區不能打仗，可是你們看，我們在白區不是打得蠻好嘛！”《聶榮臻回憶錄》（上），戰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146頁。遠離根據地，出擊白區到外線作戰，不少人有顧慮，就是周恩來也是在毛澤東陳明情況后才拍板贊同的。如果說攻打贛州之挫，從反面教育了周恩來，那麼攻取漳州的勝利，則使周恩來對毛澤東更加敬佩。自此以后，在中央蘇區兩種指導思想的對立和沖突中，他雖然不能完全站在毛澤東一邊，但從未站在毛澤東的對立面，而是盡其所能給予關照和維護。具體有以下例証：
--在漳州戰役半年后的寧都會議上，臨時中央和后方的蘇區中央局頑固堅持要撤毛澤東的軍職，周恩來一而再、再而三地進行申訴，不同意把毛澤東調回后方，認為“澤東積年的經驗多偏於作戰，他的興趣亦在主持戰爭”，“如在前方則可吸引他供獻不少意見，對戰爭有幫助”。他提出可供選擇的兩種方案：“一種是由我負主持戰爭全責，澤東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種是澤東負指揮戰爭全責，我負監督行動方針的執行。”《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308頁。但半個月后，蘇區中央局根據臨時中央來電，決定毛澤東回后方主持臨時中央政府工作，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一職由周恩來代理。10月26日，臨時中央又正式任命周恩來兼任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
--在1934年1月中旬中共臨時中央六屆五中全會上，毛澤東盡管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但中華蘇維埃人民委員會主席一職卻被免去。周恩來向博古表示，以張聞天代替毛澤東擔任人民委員會主席“似無此必要”，但博古等仍堅持原議。
--在紅軍突破敵軍最后一道封鎖線，進行湘江戰役的十分危急時刻，負責指揮部隊搶渡的周恩來，一直堅守在東岸渡口焦急地等待毛澤東。當看到毛澤東走過來時，立刻迎上去，請他迅速過江。毛澤東說：咱們一起過。周恩來說：你先過，我還要在后面交代任務。 參見《周恩來傳》（一），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345頁。當時，周恩來是上級領導，但周恩來對毛澤東沒有絲毫怠慢，如同后來兩人地位倒過來之后對毛澤東的態度一樣。這說明在周恩來的心目中已將毛澤東視為比自己強的同志。這也就是“一挫一捷”所產生的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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