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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博長談”是在1935年2月初中央紅軍一渡赤水到達“雞鳴三省”的那個地方進行的。博古對遵義會議上發生的情況沒有思想准備，對那麼尖銳批評他的發言感到困惑。遵義會議后，他一直悶悶不樂，少言寡歡。紅軍到達這裡，准備進行中央最高領導的更換。周恩來對博古敞開心扉地說：南昌起義、廣州起義失敗，說明中國革命的源泉在農村，必須走農民戰爭道路。這以后，我就在考慮，我們黨必須找一個熟悉農村革命的人當領導，中國工農紅軍要取得勝利，必須找一個比我們這些人更有軍事才能的人當統帥。我雖然長期做軍事工作，軍隊干部也擁護我，但我有自知之明。你雖然有才華，但不懂軍事，很難領兵打仗。行伍出身的人不會服你。你和我都是做具體業務的人，不合適做領袖，當統帥。毛澤東很擅長農民運動，深知在中國干革命，離開了農民將一事無成，農民戰爭是中國革命成功的基石。他經過井岡山斗爭，總結出打游擊戰、運動戰的經驗，很適合駕馭目前的戰爭。他喜歡歷史，善賦詩詞，文筆豪放，是一個很有智慧的帥才。我對他是到中央蘇區后，才了解到他打仗很有一手，每仗全勝，很是佩服。我認為，周恩來講的“到中央蘇區后，才了解到他打仗很有一手”，就包括了漳州戰役。因為三次反“圍剿”斗爭的勝利，周恩來還不在中央蘇區。他到中央蘇區后,首先經歷的就是贛州大挫和漳州大捷。這以后不久，毛澤東就被罷免了軍政實職。
周恩來接著又說：寧都會議后，毛離開軍隊，使中央紅軍失去了一個帥才，這就像一塊石頭一直壓在我心裡。紅軍不能沒有他。從紅軍長征開始，我就在想辦法讓他盡快回到軍事領導崗位上來。黎平會議上，他有理有據地駁倒了李德的錯誤主張，使我下了決心要盡快“去李換毛”。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領中央紅軍走出困境。所以在遵義會議上我力主他進入政治局常委會，參與軍事領導。你的講話不檢討軍事路線錯誤，遭致很多人不滿，促使我不得不站出來檢討反“圍剿”失敗的領導責任，批評你的錯誤。會議發展到集中批評你，是因為大家憋了一肚子話要說，你應想開些。周恩來這一席談話，使博古解開了思想疙瘩，服從革命事業的需要，順利實現了中央政權的博洛交替，由張聞天負總責，擔任黨中央的一把手。
遵義會議后，之所以說毛澤東成為實際的領導核心，也如周恩來對博古說的：誰做“書記”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誰掌軍權，誰來領導打好仗，隻有在戰爭中不斷得到軍隊擁護的人，才能真正成為黨的領袖。周恩來盡管在遵義會議上被確定為最高軍事指揮者，代表政治局行使最后決策權﹔隨后在苟壩會議上又是新成立的 “三人團”負責人，但他不攬權，在最后決策時都要廣泛聽取各種意見，特別是尊重毛澤東的意見。此后的婁山關大捷、四渡赤水、佯攻貴陽、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直至長征勝利到達陝北的一切重大決策，都凸顯了毛澤東的領導核心作用。
〔作者系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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