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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戰役是毛澤東、周恩來雙星定位的歷史起點
1932年毛澤東親臨指揮的漳州戰役，在不少黨史著述中並沒有作為一段重要歷史來敘述，因為它就是打了一場勝仗，並沒有凸顯出多麼重要的歷史地位。本文試圖從宏觀黨史的角度，來談談漳州戰役對毛澤東與周恩來關系的影響。
一、攻取漳州是毛澤東在長征前統率紅軍親臨指揮的最后一次大捷
毛澤東自1927年秋收起義上井岡山后，就展現出非凡的政治軍事才能。在他的領導和指揮下，井岡山革命斗爭不斷取得勝利，即使在瀕臨絕境時也總能化險為夷。但自下山轉戰贛南閩西、開辟中央蘇區以后，情況不斷發生變化，毛澤東的決策權力越來越受到挑戰或限制。首先是在閩西，1929年5月中央派來的劉安恭（從蘇聯回國）擔任臨時軍委書記后，就發生了關於前委和軍委關系，實際上涉及到黨指揮槍的建軍原則的爭論，直接后果就是在紅四軍七大、八大上，毛澤東被撤銷前委書記職務﹔二是1931年春蘇區中央局成立后，盡管毛澤東被選舉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並代理過短時間（兩個半月）的蘇區中央局書記，但大部分時間受制於在許多問題上執行臨時中央“左”傾錯誤的蘇區中央局﹔三是1933年春臨時中央到達中央蘇區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指導思想不斷遭到以博古為代表的“左”傾錯誤指導思想的批判和打擊。毛澤東處於逆境，身心疲憊，精神受到極大壓抑。
當然，毛澤東在中央蘇區也有舒心的時候。這主要是在1930年10月羅坊會議之后到1931年10月贛南會議之前的一年間。盡管項英代理過近9個月的蘇區中央局書記，但他不大懂得軍事，缺乏對敵作戰經驗，因此，那時的軍事決策基本上還是由毛澤東決斷的。那段時間與他在井岡山時起主導作用的情況大體相似，因而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圍剿”斗爭的偉大勝利。他的兩首詞作《漁家傲》所填的“二十萬軍重入贛，風煙滾滾來天半。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干，不周山下紅旗亂”﹔“七百裡驅十五日，贛水蒼茫閩山碧，橫掃千軍如卷席。有人泣，為營步步嗟何及”，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詩詞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33、40頁。既謳歌了三次反“圍剿”斗爭痛快淋漓消滅敵人的勝利場景，也反映了他運籌帷幄、導演出“有聲有色威武雄壯的活劇”的歡愉心態。
如果說三次反“圍剿”斗爭是毛澤東在沒有或較少受到干擾的情況下指揮戰爭取得的勝利，那麼紅軍攻取漳州也是他的決策沒有受到干擾，並親臨前線指揮取得的又一勝利，同時也是他在長征之前直接統率紅軍取得的最后一次勝利。
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第一，他率東路軍轉向閩西進軍、直下漳州的動議，不僅得到了蘇區中央局書記周恩來的支持和批准，而且周恩來積極配合，留駐長汀，組織兵力，籌措給養，保障他率軍攻打漳州前線需要。攻取漳州雖然不能與三次反“圍剿”斗爭的勝利相提並論，但政治影響巨大。1932年4月22日，毛澤東曾致電周恩來：“南靖一戰，張貞大部消滅，達到剪除粵敵一翼之目的。這不但對鞏固閩西發展閩南游擊戰爭、援助東江紅軍有幫助，且因漳州海口之佔領，影響時局甚大，有調動粵軍求得戰爭之可能。因此爭取對粵敵的勝利，成為今后中心任務。”《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269頁。就此而言，這是毛澤東在中央蘇區指揮三次反“圍剿”斗爭之后，親率紅軍打的第四次大勝仗。第二，毛澤東打了大勝仗不僅沒有受到臨時中央的表彰，反而被批評。臨時中央認為，攻取漳州犯了影響中央關於奪取中心城市“進攻路線”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在回師贛南不久，由於前方的周恩來、毛澤東、朱德和王稼祥同后方主持蘇區中央局工作的任弼時、項英、顧作霖、鄧發，在作戰方針和對毛澤東的任用上不斷發生爭論，結果在1932年10月的寧都會議上毛澤東被免去軍職，不再擔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職務。此后，他專事政府工作，直至遵義會議召開之前的兩年零九個月時間裡，沒有軍權。因此，漳州戰役是毛澤東在中央蘇區統率紅軍親臨指揮的最后一次大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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