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中日之間那一艘船

中國死難者遺骨挖掘運動

老人名叫町田忠昭，生於1928年1月26日。今年94歲的他，是當年運動的親歷者。

駱勐是十多名中國青年之一。他的外曾祖父的骨灰，就曾被町田老先生恭恭敬敬地搬運過。

侵華戰爭期間，日本軍國主義政府及企業，抓捕了超過4萬名中國平民及抗日力量，到日本從事集中營式的殘酷勞動。其間，日本多地形成了埋葬死難中國及朝鮮勞工的萬人坑。駱勐的外曾祖父，就是被抓到日本，在日本秋田縣的花岡礦山被迫害致死。

從1949年夏天開始，在大館市的花岡礦山，中國遇難者的遺骨陸續被發現。隨后，日本多地均發現了萬人坑。最早的發掘者是住在花岡的朝鮮人金一秀。在他的帶動下，日本各地華人和日本友人也發起了遺骨發掘運動。

1950年11月，花岡礦山416名中國殉難者的骨灰，被送到東京。人們在東京淺草地區的本願寺舉行了追悼儀式。

“那是史上第一次為中國死難勞工舉行的追悼會。”70多歲的親歷者、華僑林伯輝老先生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寺裡的警察有300多名，外面還站了400多名，可以想見當時的緊張狀態。在新中國和日本還未建交、冷戰將要開始的恐怖氣氛下，他們堅持為中國人祈禱。”

所有死難者的骨灰，都放在東京的棗寺。

這座寺院也和中國深深結緣。菅原惠慶住持曾到中國的淨土宗名寺——玄中寺拜訪。當時的玄中寺已經荒廢，隻有一棵棗樹。於是惠慶住持就把棗樹的種子帶回日本。他請日本畫家橫山大觀來畫這棵棗樹，橫山大觀說：“它可以作為中日友誼的橋梁，你們寺就叫棗寺。”

當時經歷戰火的寺院隻有三間房。一間做客廳，一間做佛堂，另一間就擺放著幾百個骨灰盒，住持菅原惠慶就睡在骨灰盒邊上。“當時骨灰盒大約佔據了整個房間的一半。”町田老先生回憶說。

從1952年開始直到今天，棗寺的三任住持都堅持每天為中國死難者祈禱。

2013年7月2日，中日友人聚集在棗寺，舉行追悼大會。

中國勞工遺屬呂滿雲說：“每當我們來到棗寺，站在這裡，我們的心情是無法平靜的。我們永遠不會忘記，旅日華僑和日本友人冒著生命危險，尋找日本各地散落的中國人遺骨，並將他們的骨灰送回到祖國。”

中國死難者的牌位，一直安放在佛堂左側的佛龕上。牌位是中空的，裡面裝著416個死難中國同胞的名字。穿著僧袍的現任住持把牌位的頂蓋拿掉，一倒，8塊跨越60年的木片就落在眼前。

“寫上所有勞工名字的，是棗寺現任住持的母親，也就是惠慶住持的女兒。當年，在天天被日本特務跟蹤的情況下，她還能靜下心來，寫下了每個人的名字。”林伯輝說。

駱勐的母親楊靜，第一次來棗寺祭拜時，也來尋找過木片。當住持打開牌位時，映入眼帘的第一個名字就是她自己的祖父。楊靜震驚，痛哭倒地。

1953年2月17日，中國人俘虜殉難者慰靈實行委員會成立了。自此，遺骨送還運動正式展開了。

來之不易的第一艘船

1953年，時年25歲的町田忠昭還是早稻田大學文學系的一名學生。

他在大學裡沒有結識中國朋友，原本也不了解中國受害者的真相。在日本著名反戰領袖鹿地亙的影響下，他加入了遺骨送還運動。

日本進步作家鹿地亙和他的夫人池田幸子，抗日戰爭時在重慶發起成立了“在華日本人反戰同盟”。他們是魯迅的至交，和宋慶齡也有交往。

“因為當時中日還沒建交，日本政府就不同意送還遺骨。我們年輕人就打算帶著骨灰一起在日本國會前靜坐。”町田忠昭說。

但是，菅原惠慶主持堅持不肯把骨灰交給町田忠昭這樣的抗議示威者。“因為住持說，決不能讓死難者的骨灰被政治利用。最后是，中日年輕人一起在日本國會前靜坐了一夜。”

1953年6月，日本政府終於批准將死難者遺骨送還中國。

1953年6月19日，町田忠昭和兩名同伴起了大早。他們肩負著搬運遺骨的重任。

“我把骨灰小心翼翼拿到房間門口，另一個人把骨灰搬到車前，再一個人搬上車。從日本的習慣來說，抬骨灰的必須是親人，但我當時也感到中國人非常親切。60多年了，我現在依然這麼覺得。”町田忠昭老人笑著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