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中日之間那一艘船

當時，551位死難者的骨灰盒裝滿了人們好不容易找來的三輛車，運到了東京火車站。

但現場的情況讓町田他們大吃一驚。

“日本戰敗，東京又經歷了空襲，火車站破破爛爛的，很多客運、貨運列車都燒掉了，所以坐火車是很不容易的。日本政府以此為理由，打算把中國死難者骨灰裝到貨車裡。

“當時看到這個情況，無論日本人還是中國人都很氣憤：你們太失禮了。”

從19日晚上8時到第二天凌晨3時，義憤的人群一直在車站抗議。“當時找客車很不容易。但鐵路的工會也全面支持，最后不知從哪裡，找到了一列客運列車。”

終於，勞工骨灰“坐”上了客車，到了京都的舞鶴港。

目送列車開出的町田，以為自己的“戰斗”到此結束了，沒想到只是開始。

“當時，在舞鶴港，遺骨和護送團將坐信安丸號船去中國。當時正處於朝鮮戰爭時期，台灣國民黨政府發出聲明：如果護送團裡的中國青年和骨灰同船回中國，他們將把船擊沉。”

事發突然，信安丸號隻好停在了原地。

據町田回憶，同行的還有日本紅十字會等團體，他們也害怕有生命危險，想說服中國青年不要隨船前往，但愛國青年堅決反對：“如果要炸我們的船，我們要跟骨灰一起死在海上。”

於是，6月20日，中國青年開始靜坐，要求登船。“日本各地的廣播、新聞都在播報，甚至都不報朝鮮戰爭的新聞了，遺骨送還運動成了大事。”

在東京的町田也聽到了廣播。當時，日本很多年輕人都跑到港口，聲援中國青年。“從東京去那裡，來回車票要1000日元，但當時我們學生，連100元都拿不出來。最后，好多朋友連飯都不吃，大家一起湊了2000元，最后我和另一個同學去了。”

靜坐堅持了整整7天。當時正值酷暑。天氣悶熱，不斷有人中暑倒下。

“到了6月27日，我們差不多快到極限了。這時候斗爭才成功了。”

這是歷史性的一刻。

1953年7月，載著數百名中國死難者骨灰的信安丸號駛出港口。

“1953年7月2日，第一批骨灰送還團出發了。18個成員裡有10名日本人，1名朝鮮人，7名中國人。”在2013年7月2日的追悼會上，日中友好宗教者懇話會會長持田日勇回憶說。

“日中友好宗教者懇話會”成立於1967年5月，他們多次收集並送還中國二戰期間在日死難勞工的遺骨，曾受到周恩來總理的高度贊揚。

為了安全起見，遺骨和護送團的中國青年還是“兵分兩路”。中國青年直奔天津，而死難者遺骨則是送到神戶港，延后幾天后才由“黑潮丸”號送到天津。

7月7日，“黑潮丸”號輪船抵達天津塘沽港。港口接還骨灰的，是著名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廖承志。當月，他被選為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全國青聯主席。在現在天津的抗日殉難烈士紀念館裡，還保存著當年廖承志先生手抱勞工骨灰的歷史性照片。

多年后，駱勐的外曾祖母終於收到了過世丈夫的骨灰，當時就昏倒了。醒來時，一邊耳朵就失聰了。

據持田日勇回顧，到1964年，總共有9批遺骨送還團從日本出發，共送還了大約3000多具遺骨。由於許多死難者被埋在一起，難以准確統計人數。

有一次送還遺骨，是由菅原惠慶住持護送的。住持登上了天安門城樓，和毛澤東主席見了面。

“毛主席對我祖父說：你為了送還中國人遺骨非常辛苦，我們想答謝，送什麼好？我祖父就說：不需要送什麼，但是我們信佛教的淨土宗，貴國的玄中寺現在荒廢得不成樣，希望中方修繕恢復寺廟。毛主席爽快答應了，才有了今天的玄中寺。”棗寺現任住持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

這座寺院實踐了畫家的預言，成為了“中日友好的橋梁”。在棗寺的牆上，就挂著著名佛教領袖、書法家趙朴初給惠慶住持的親筆信。

惠慶住持給3個兒子起的名字，連起來就是“玄中寺”。他去世時，遺願是“把骨灰埋在能看到玄中寺全景的地方”。棗寺把遺願告訴了中國佛教協會，“在中方的幫助下，惠慶住持終於埋在了玄中寺山上。”

2009年，在東京舉行的中國被強征勞工死難者追悼慰靈活動上，時任中國駐日大使的崔天凱出席活動。

崔天凱大使在致辭中說：“數十年來，以日中友好宗教者懇話會合中國被強征勞工死難者共同慰靈執委會為代表，廣大日本友人和在日華僑懷著道義與良知，為搜尋、挖掘和送還死難勞工遺骨付出了巨大的心血。這一義舉曾受到周恩來總理的高度評價。”

遺骨送還運動“不是孤立的”

町田忠昭當時不會想到，他們爭取到的這一艘船，還促成了新中國使者的第一次訪日。

1954年10月，以中國紅十字會會長李德全為團長、廖承志為副團長的代表團首次訪日，就是為了答謝送還遺骨活動，並祭奠死難者。11月2日，他們在東京本願寺參加了聯合追悼大會。

“回過頭去看，當時的遺骨送還運動不是孤立的。”町田老人說，“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日本人民的整體情緒是反對《舊金山條約》和《日美安保條約》的，熱愛和平的人們也互相聲援。”

2013年7月1日，中國勞工死難者遺屬到達了足尾銅礦。從1944年10月到1945年8月，僅10個月，這裡許多中國勞工死亡，幸存者在1945年12月才回國。

“日本戰敗后，有3個月時間，足尾銅礦的中國勞工就幫助當地的日本勞工組織工會。其實當時日本勞工也是欺負、奴役中國勞工的，但戰后反而是中國人支援了他們。這種國際主義，在當時是多麼可貴。”町田回憶起來，依然激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