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中日之間那一艘船

1946年，當地日本勞工終於成立了工會。在成立大會上，他們唱的《國際歌》不是日語，而是中文。因為這是中國勞工教會他們的。

“對於他們……作為一個日本人，我簡直無話可說，衷心佩服。足尾雖然偏遠，現在依然有一個非常大的追悼碑，就是為了表達對中國人的謝意。”

而在大館市的花岡礦山，1966年5月，日本友人通過募捐，在山坡上建起了高大的“日中不再戰友好碑”。碑名由第九次中國人殉難烈士遺骨送還團團長、日本眾議院議員黑田壽男題寫。碑的側面，刻有郭沫若的題詞：發展傳統友誼，反對侵略戰爭。

對比鮮明的是，加害中國勞工的企業——鹿島建設公司也在壓力下建起了“華人死歿者供養塔”。實際上，記者在現場看到，只是一個極其簡陋的水泥墩。

據長期記錄這段歷史的攝影師張國通回憶，1990∼1994年，鹿島公司多次提出要拆掉這個供養塔，但花岡受難勞工堅決不答應。

李德全的第二次訪日是在1957年的12月。他們親赴花岡，向殉難勞工鮮花悼念。廖承志還發表了重要講話。

李德全回國后不久，1958年2月，在日本北海道的大雪裡，一個“野人”被偶然發現了。

他是二戰時被日軍抓到明治礦業的中國被擄勞工劉連仁。當年，他冒死逃亡，藏在北海道的深山裡，度過了13年“人不像人”的日子。他被發現時，整個日本轟動了。

據長期研究戰時強擄勞工問題的日本一橋大學教授田中宏介紹，當時的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愛知揆一給劉連仁送來了“一封信和錢”。但劉連仁拒絕接受錢。

1958年4月10日，劉連仁從東京港回國。離開之前，他聲明：“我保留對日本政府的一切訴訟權利，包括賠償。”

一名特別的日本法官

送還遺骨，並非贖罪的終結。

1994年11月4日下午，在東京永田町議員會館，時任日本內閣官方長官的五十嵐廣三會見了花岡受難者聯誼會名譽會長耿淳。

耿淳表示：“對花岡事件，日本政府也是有責任的。”他要求日本政府敦促加害者鹿島建筑公司，使其承擔包括賠償在內的責任。五十嵐廣三首次就花岡事件謝罪稱：“實在對不起，由衷地表示道歉。”接著，他還就解決包括花岡事件在內的戰后賠償問題，表明了“向前看”的姿態。

1994年11月10日下午，在東京參觀原子彈爆炸紀念展時，時任日本首相的村山富市會見了耿淳老先生。在留下的歷史照片上，村山富市鞠躬得比耿淳深。

在2013年6月29日晚的日本大館市，大館市民正在為來祭拜的中國勞工遺屬舉辦歡迎會。一個清瘦的老人拿著話筒走上了前台。他獲得了比任何到場人士更長、更熱烈的掌聲。

他叫新村正人，是來自東京的一名退休法官。

1995年，以耿淳為首的11名花岡礦山幸存勞工及死難者遺屬代表組成原告團。他們向東京地方法院遞交了一份長達308頁的起訴書，狀告鹿島建設公司殘酷虐待、加害中國勞工的罪行，並提出賠償要求。

這是中國公民首次向日本法院控告二戰中負有罪責的日本企業，因而備受世界關注。

然而，一次次開庭，讓中國人和日本友好人士一次次失望。持續3年的馬拉鬆式審理，總共7次開庭累計卻不足5小時。

歷史是何其相似。

1950年4月14日，時任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席的郭沫若在《人民日報》發表了《對花岡礦山大慘案的聲明》，引發全國強烈反響：“像這樣的大慘案，我們相信，在日本投降前后，決不止花岡礦山這一次，而遭了屠殺的我國同胞也決不止這416人。……而在這一件大慘案真相大白之后，日本方面更處之泰然，這是我們不能容忍的。”

同樣的譴責，在近半個世紀后重演。

1997年12月10日，東京地方法院一審判決，11名中國原告敗訴。作為花岡慘案的發生地，秋田縣和大館市紛紛舉行了抗議聲援集會。

大館市民團體“花岡和平紀念會”副理事長谷地田恆夫發表聲明，對東京判決表示震驚和氣憤：“日本政府和鹿島加害者對戰爭責任的掩蓋和推卸，將嚴重影響日本與亞洲和國際社會的交流。”

大館市市長小畑元對判決感到非常遺憾，並向老人們致歉：“我的前任已經做了，我以及后任市長都會一如既往地理解和支持你們，大館市的人民永遠支持你們，直到花岡事件的最終解決。”

1998年7月15日，日本高等法院正式開庭，受理中國原告團的再次起訴。

歷經20次法庭調解，2000年11月29日14時，在東京高等法院第17民事部所設812號法庭，花岡事件訴訟最終達成和解。

和解書規定，鹿島建設公司一次性支付5億日元，設立“花岡和平友好基金”，用於對986名受難者的賠償、慰靈，遺屬的自立、護理及后代教育等。

促成這場歷史性和解的裁判長，就是新村正人。

據2000年11月30日新華社的消息，我國外交部發言人章啟月評價此事稱：“強征勞工是日本軍國主義在侵華戰爭期間對中國人民犯下的嚴重罪行之一，花岡事件就是典型例証。我們一直要求日方對這一歷史遺留問題予以認真對待和妥善處理。據我們了解，奴役勞工的日本鹿島建設公司已經承認當年的歷史事實，並對勞工幸存者及遇難者家屬表示深切謝罪。”

這位法官促成和解后，卻悄然隱去。之后，他曾獨自一人悄悄來到大館市，祭拜了中國殉難勞工慰靈碑。

2013年，是他第一次公開來大館參加追悼大會。“因為我退休了，不再是公職人員。”老人笑著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