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一位悲情的革命家

窩囊的總書記

在其擔任中共最高領導人期間，陳獨秀受制於莫斯科共產國際領導和斯大林的掌控，不能自主，左右為難，進退失據。

1921－1927年，陳獨秀連任五屆中共最高領導人。長期以來，人們回憶與提及陳獨秀的黨魁生涯，多強調其“家長作風”，稱其個性暴烈，專橫獨斷，盛氣凌人。唐寶林先生也說陳獨秀性情暴躁，倔強剛毅，從小就具叛逆性。胡適更稱其為“終身反對派”。然而，就是這樣一位“不羈”性格的陳獨秀，在其擔任中共最高領導人期間，因受制於莫斯科共產國際領導和斯大林的掌控，不能自主，左右為難，進退失據，被唐寶林先生稱之為陳“一生中最窩囊的年代”。而這“窩囊”的一面，卻是我們過去甚少注意到的。

中國共產黨在很長時間裡，只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依據共產國際的章程，共產國際是統一的世界共產黨，是各國共產黨的聯合，是無產階級世界革命運動的領袖和組織者，加入共產國際的各國共產黨，必須嚴格服從和執行共產國際的一切決議、指示和指令，即使不同意，也要無條件執行，絕不允許推諉﹔共產國際有權修改和取消各國共產黨全國大會和中央委員會的決議﹔各國共產黨中央必須定期向共產國際寄送會議記錄、工作報告，並交納黨費﹔各國共產黨的經常會議或緊急會議，必須事先得到共產國際的同意才能召集﹔共產國際有權派遣全權代表指導、監督和審查各國共產黨的工作。還有關鍵的一條雖然不見於共產國際的章程，卻實際存在：共產國際掌控著各國共產黨的最高人事任免權。共產國際實為高踞各國共產黨中央之上的“太上黨部”。斯大林則是各國共產黨的“太上皇”。據很多中共黨人的回憶，中共黨內一直對共產國際很迷信，對俄國革命經驗很信仰，幾乎唯共產國際之命是從，共產國際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威。

隻有理解共產國際與各國共產黨之間這種上下級的組織關系，才能理解陳獨秀作為中共黨魁而又不能自主之“窩囊”，也才能理解此后王明從莫斯科得到“聖旨”回來之后的“囂張”，以及毛澤東這顆“紅太陽”從井岡山、延安升起之不易。

據唐寶林先生統計，在1923－1927年間，蘇聯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中國革命問題122次，作出決議738個。討論與決議之密集，可見一斑。這裡還涉及共產國際與蘇聯共產黨的關系。共產國際實際掌控在蘇共中央之手。共產國際的決策，首先從蘇聯的利益出發，隨著蘇聯外交路線的需要而調整。共產國際指導中共處理與國民黨的關系，是以蘇聯的利益為依歸的。所以唐寶林先生認為，大革命時期的國共關系，實際上是國蘇關系。中共被置於蘇聯與國民黨博弈的夾縫之中，很少有自主調適的空間。更不要說，遠在莫斯科的最高決策者並不了解和熟悉中國的情況，其萬裡之外的決策與遙控，實在難免出錯﹔在當時交通通訊條件下，信息的往返溝通，更難免失時耽擱﹔而莫斯科派駐中國的代表，又是多頭並進而不統一，相互之間常有分歧，令出多門也讓中共執行者不知所措。凡此種種，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的實際權力和自主空間是很小的。陳獨秀名為一黨領袖，實為斯大林遙控下的“小媳婦”，在中國革命與國共關系問題上不能堅持自己的意見，來自莫斯科的指示，正確的要執行，錯誤的也要執行。為了維護共產國際的最高權威，陳獨秀還無法向黨內干部和同志解釋和傾訴。黨人也無法分辨哪些是陳獨秀自己的主張，哪些是來自莫斯科的指示，以至於黨人最后將一切歸咎於陳獨秀個人“專橫獨斷”的“家長作風”。

當然我們也不能抹殺蘇聯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幫助和貢獻。蘇聯雖然以自身利益為第一考量，但共產國際主導的世界革命是符合蘇聯根本利益的。作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蘇聯自然希望中國革命能取得成功。只是在具體指導中共革命的過程中，共產國際有失時、失策、失誤之處。僅就經濟援助而論，如果沒有蘇聯的經費支持，陳獨秀領導的中共恐怕停留在“雜志黨”狀態：辦一份雜志，做一些筆頭革命的工作而已。1923年成立的中國青年黨是如此。1929年陳獨秀轉向托洛茨基派以后更是如此。有錢不革命，無錢也革不了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