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一位悲情的革命家

革命的成與敗

大革命的失敗，最關鍵的因素是中共沒有掌控武力，沒有建立自己的職業黨軍，這確是莫斯科直接指導的結果。

1927年春夏，國民黨清黨反共，共產黨發動南昌起義，國共合作關系宣告破裂。國民黨隨后建立南京國民政府，共產黨則轉入地下。對中共來說，大革命已經失敗。革命失敗，責任誰負？共產國際和斯大林應負而不負，隻好讓陳獨秀“背黑鍋”，當替罪羊，將全部責任加諸陳獨秀一身，並命名為“右傾機會主義”、“右傾投降主義”。陳獨秀深感冤屈卻無處申訴。直到改革開放以后，學界才開始為陳獨秀翻案正名。然而翻案正名之路極為艱難，唐寶林先生直接參與了這一過程。這部書可以說是唐寶林先生為陳獨秀翻案正名而作，書前還專門交代了三十年來中國學術界為陳獨秀正名的艱難歷程。

筆者充分肯定學術界為陳獨秀正名的重要意義，更敬佩唐寶林先生在書中為陳獨秀正名所作的種種努力。不過，翻案與正名的工作，總以原案、原名為“對話”對象。而原案、原名不過是當時出於政治需要而下的政治結論，並非基於學理的嚴謹判斷。亦因為此，要以嚴謹的學理去“証偽”或者“証實”那些政治結論，並非易事。更關鍵的是，翻案性的研究，其視野也難免為原案、原名的“問題意識”所牽引、所拘囿，因此而執著於“三次機會主義大讓步”與《汪陳聯合宣言》之類的討論，將問題的著眼點放在了討論誰應對革命失敗負責，而漠視了大革命更豐富的面相。無論是官方史學，還是翻案史學，對整個大革命歷史的研究，長期被“失敗史觀”所籠罩、所遮蔽，而看不到大革命其實也有相當成功的面相與經驗。海外學界的相關研究雖不為“左傾”、“右傾”所牽引，但當他們立足於探討1949年革命成功的因素時，更多注目於延安時期，而對陳獨秀時期在中共歷史上的重要意義同樣低估了。

我們評價作為中共早期領導人的陳獨秀，不可不對整個中共早期的歷史有一個比較全面的觀察與定位。在1921－1927這短短的六年時間裡，中共成長為一個擁有近5.8萬黨員，3.7萬團員的組織，還有在其領導下的290余萬工會會員、900余萬農會會員和15萬童子團，其組織觸角輻射到全國大部分地區和各階層民眾。從工、農、學，到青、少、婦，如此范圍廣泛、規模宏大的“群眾”，在短時間內被納入到現代政黨的組織體系中並被有效動員起來，在中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正是在這一過程中，中共由一個知識分子的小團體，迅速成長為一個全國政治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視的革命力量，並奠定了群眾運動的基本模式與路徑，積累了豐富的策略、經驗與技巧。另如中共早期組織、宣傳的高超技巧，令同時期的國民黨、青年黨望塵莫及，自嘆不如。在大革命時期，國民黨的地方組織幾乎為共產黨人所“包辦”。在1926年初國民黨“二大”召開前后，大約90%的國民黨地方組織實際處於共產黨的控制之下，以至於中共中央可以直接向國民黨各省市黨部下發訓令。這個時期國民黨的輿論宣傳，實際也為中共所主導。應該說，陳獨秀時期，中共在組織、宣傳與群眾動員方面是相當成功的，相對於國民黨、青年黨具有明顯優勢，並一直保持和延續下去，成為中共革命最終成功的重要因素。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正是中共在組織、宣傳與群眾動員方面的強大優勢，威脅到了國民黨的生存，使國民黨人深懷恐懼，進而武力清黨反共。

長期以來，我們將大革命的失敗，歸咎於以陳獨秀為首的黨中央對國民黨的妥協退讓。通過唐寶林先生的書，我們可以清楚地了解，這些妥協退讓確實大部來自莫斯科的指示。其實，今天我們尚可討論的是，大革命的失敗，多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共對國民黨妥協退讓造成的，如果不妥協不退讓就一定能確保大革命成功？抗戰爆發后，國共第二次合作，實際上就是以中共妥協退讓為前提的，正是承認三民主義，承認蔣介石的領袖地位，承認國民黨的執政黨地位，才能與國民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並維持兩黨關系至抗戰勝利。再如指責陳獨秀時期沒有搞土地革命，其實，北伐時期，在沒有土地革命的情況下，能將幾百萬農民發動起來，反証土地革命未必是動員農民必不可少的要招。抗戰時期，中共從激進的土地革命退回到溫和的減租減息，同樣取得了很好的動員效果。

大革命的失敗，最關鍵的因素是中共沒有掌控武力，沒有建立自己的職業黨軍。而這確是莫斯科直接指導的結果。蘇聯一方面援助國民黨建立黃埔軍校，建立革命武裝，另一方面卻指導中共走十月革命路線——就是動員工農群眾，積蓄革命力量，等待適當時機，在大城市暴動，從而一舉奪取政權。上海的三次武裝起義以及之后的南昌起義、廣州起義以及秋收暴動等，均是採取城市暴動型革命的路徑。中國的辛亥革命也是如此，確實有成功的先例。只是當兩大革命黨競爭時，一黨有武力、有地盤，一黨無武力、無地盤，勝負不言而喻。毛澤東正是從大革命的教訓中悟出“槍杆子裡面出政權”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