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一位悲情的革命家

建黨時的陳獨秀。

今天來看，陳獨秀一生最具歷史影響的業績有二：一是發起五四新文化運動，一是創建中國共產黨。這兩件大事，影響了整個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走向。

從啟蒙者到革命者

俄共代表維經斯基於1920年５月到上海，滯留到1921年１月回國，在此期間，陳獨秀與維經斯基的密切接觸與交往，對陳獨秀的思想轉變起了催化劑和轉折點的作用。

唐寶林先生認為，從中國革命史的角度觀察，從1894年興中會成立到1914年反袁斗爭失敗，可以稱為“孫中山時代”﹔從1927年建立井岡山根據地到1949年奪取大陸政權，可稱為“毛澤東時代”﹔而在這兩個時代之間，即從1915年到1927年，則可稱為“陳獨秀時代”。在這十二年間，以《新青年》雜志為陣地發起新文化運動，中經五四愛國運動，中共成立，國共合作，以至北伐戰爭，國民革命，沒有一個人的影響超過陳獨秀。這一說法是大體成立的。

今天來看，陳獨秀一生最具歷史影響的業績有二：一是發起五四新文化運動，一是創建中國共產黨。這兩件大事，影響了整個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走向。值得注意的是，五四新文化運動與中共成立，兩者之間既具有連續性，又具有轉折性。一方面如毛澤東所說，五四新文化運動替中國共產黨准備了干部，中共早期的一批黨團員正是受五四新文化運動影響的知識青年﹔另一方面又如胡適所言，新文化運動側重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而中共的革命則轉向集體主義和共產主義。后來李澤厚的“救亡壓倒啟蒙”說，也是強調兩者的斷裂性和轉折性。

史書寫“建黨偉業”的歷史背景，不外乎兩點：一是工人階級的發展壯大﹔一是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而具體到牽頭建黨的陳獨秀是如何從自由主義轉向列寧主義的，卻缺乏具體的描述。從目前存留的史料看，陳獨秀從自由主義轉向列寧主義，幾乎是在一個極短時間裡完成的。1920年5月以前，陳還在發表文章，聲稱不相信任何人、任何制度、任何學說能夠包治百病，包括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並且認為，指望通過廢除私有財產來實現人類平等是“未來的空想”。但僅僅過了一個月以后，陳獨秀即參與組織了一個名叫“社會共產黨”的組織。如果這一組織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早期組織的話，那麼，陳獨秀在1920年五六月間，思想發生了一個急劇性的“突變”。而從文本上看，1920年９月１日陳獨秀發表《談政治》一文，第一次大談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頌揚馬克思的階級斗爭學說和俄國革命經驗。這無疑是他開始信仰列寧主義的“確証”。寬泛一點說，1920年5月－9月間，陳獨秀的思想發生了一次重大轉折。是什麼原因導致陳獨秀思想的這一突然轉向，因缺乏出自陳獨秀本人的直接史料，學界一直未能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釋。

據胡適的看法，陳獨秀的思想轉變，有兩個“節點”值得注意。一是1919年3月26日陳獨秀被蔡元培解除北大文科學長的職務，二是1919年6月陳獨秀被捕入獄。1919年3月26日夜，蔡元培在沈尹默、湯爾和、馬敘倫等人的慫恿下，以外間傳聞陳獨秀嫖妓而認為“私德太壞”為由，撤銷其文科學長職務。胡適認為，“獨秀因此離去北大，以后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及后來國中思想的左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義者的變弱，皆起於此夜之會。獨秀在北大，頗受我與孟和（英美派）的影響，故不致十分左傾。獨秀離開北大之后，漸漸脫離自由主義者的立場，就更左傾了。”

對於第二個“節點”，胡適認為，“大概獨秀在那八十多天的拘禁期中，曾經過一度精神上的轉變。他獨自想過一些問題，使他想到他向來不曾想過的一條路上去，使他感到一種宗教的需要。他出獄之后，就宣傳這個新得來的見解，主張要有一個新宗教……抱著這種新宗教熱忱的陳獨秀，后來逐漸地走進那二十世紀的共產主義新宗教。”

唐寶林先生對胡適的前一看法有所保留，而對其后一看法似表示認同。更為重要的是，唐先生注意到俄共代表維經斯基於1920年５月到上海，滯留到1921年１月回國，在此期間，陳獨秀與維經斯基的密切接觸與交往，對陳獨秀的思想轉變起了催化劑和轉折點的作用。楊奎鬆之前的研究也有論及。從時間上推斷，與維經斯基的交往，應是陳獨秀思想轉變的直接誘因。遺憾的是，對陳獨秀與維經斯基接觸交往的具體細節與思想傳遞的心路歷程，至今缺乏直接的史料來呈現，隻能作合理的推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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