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一位悲情的革命家

晚年思想再次“突變”

陳獨秀在其生命的最后兩三年，思想再次發生“突變”，首先是否認無產階級專政，認為源自蘇聯，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是黨的獨裁和領袖獨裁。

大革命失敗后，共產國際給陳獨秀扣上“右傾機會主義”和“右傾投降主義”的帽子。這一定位，不僅讓陳獨秀深感冤屈，更為重要的是，它將警示中共黨人：寧左勿右，右傾即是機會主義，在黨內逐漸形成一種以反右、恐右為主流的左傾政治文化。

劉少奇對此深有體會。1937年2月，劉少奇在寫給中央的信中指出，“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我們還犯了左傾錯誤”。而且相當嚴重，尤其是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中，左傾得駭人。“問題在於我們從八七會議以來即不承認過去有左傾錯誤，批准過去的一切左傾錯誤，認為這些過火的行動是最革命的行動，不但不應糾正還應大大發揚﹔而且誰要談過去有左傾錯誤，就是機會主義，就是對中國無產階級不相信。”導致全黨上下“害怕犯右傾，故意要左一點”，而“反對左傾的話，故意不說，不敢說﹔對左傾故意的不反對不打擊。

”八七會議以后的數年間，中共黨內連續出現三次左傾路線，在某種意義上是批判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在黨內產生的負面效應。這樣一種負面效應在很長時間裡在黨內延續，甚至凝固成一種難以消解的左傾政治文化。

值得注意的是，陳獨秀本人在1929年加入托洛茨基派以后，同樣堅持走左傾之路。他將托派小組織命名為“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即深具意味。陳獨秀加入托派以后，仍堅持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目標是暴力革命推翻國民黨統治。不同的是，八七會議以后的中共是戰略上清醒，而策略上極左﹔而托派是在戰略上極左，而策略上清醒。

唐寶林先生指出，托派反對一切中間勢力，把中間勢力當作“最危險的敵人”，表現出“打倒一切”的極左傾向。當中共被迫將工作重心由城市轉向農村，建立農村根據地，后來終於走上“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后，陳獨秀仍堅守馬克思主義在歐洲革命的模式：無產階級政黨必須以城市為中心，以工人階級為主力軍，不能離開城市和工人去農村搞農民運動，否則黨就會蛻變為“農民黨”。陳獨秀一直攻擊中共在農村搞“武裝割據”路線，仍堅持在掌握政權之前不應組織職業武裝。這是整個托派與中共在革命道路和革命模式上的根本分歧。

在某種意義上，以陳獨秀為領袖的托派更呈現出教條主義傾向。晚年陳獨秀也不得不承認，“我們的集團，自始即有極左派的傾向”，“沒有能夠糾正，誰出來糾正，誰就是機會主義。”

出乎意料的是，陳獨秀在其生命的最后兩三年，思想再次發生“突變”，他首先是否認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認為源自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是蘇共的獨裁和領袖獨裁。任何獨裁都和殘暴、蒙蔽、欺騙、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

此外，對於民主，陳獨秀也有重新認識，認為民主是自古至今被壓迫的大眾反抗少數特權階層的旗幟，並非僅僅是某一特殊時代的歷史現象，指出蘇俄排斥議會制度，排斥民主，是蘇俄墮落的最大原因。他特別強調反對黨派自由的重要性，認為隻有承認反對黨派的自由，才有近代民主政治，無產階級政黨若反對民主，決不能創造什麼社會主義。

而陳獨秀最后的思想轉變，究竟是如何發生的，至今仍是一個難解之謎。唐寶林先生提示兩點：一是1932－1937年的牢獄生涯，可能使陳獨秀重新冷靜思考﹔二是抗戰初期出獄之后，陳獨秀與一批民主自由主義人士有較為密切的交往。這樣的推斷應是合理的，只是缺乏更直接更細致的史料來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