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田漢依舊在藝術上堅持著自己的信念，“寫心境”“寫自我”，而且將這與“寫現實”緊密結合。對於“新浪漫主義”的理解與運用漸次深刻而且成熟。《獲虎之夜》就是一個極好的例証。《名優之死》則更是中國話劇一個難以逾越的高峰。《獲虎之夜》寫出了“超悲喜”的藝術之美的境界，正是大悲的結晶﹔《名優之死》則以非同尋常的辦法寫出藝術家內心獨特的蒼涼與悲愴。2008年，田漢基金會曾邀請一個由青年業余演員組成的民間劇社，演出田漢先生的劇作。其中就有《獲虎之夜》和《名優之死》。在簡陋的舞台，以最直白的方式和難免幼稚的表演，竟然讓觀眾唏噓落淚，落幕時刻，掌聲驟起。這說明田漢的戲劇具有不會衰老的生命，說明今日的戲劇愛好者和觀眾，看得懂也需要田漢的“新浪漫主義”。自然，這也提醒我們，在繼承現實主義優秀傳統的同時，也要拓廣各種藝術創作的流派，以豐富我們的話劇舞台，讓觀眾來擁抱話劇。今日我們認真學習研究和繼承田漢的戲劇觀，這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吧。
四
田漢是率真的。夏衍先生曾說：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倘以黃金論人，田漢起碼在九成以上。這是對田漢人格的公允之論。
南國社的戲劇運動取得了驕人的成績，是中國話劇史上頗為精彩的一頁。但是也招來一些批評，甚至頗為尖銳的指責。在南京的巡演中，有觀眾來信，批評田漢的劇作有“頹廢”和“唯美主義”的傾向，說戲中那些藝術家男女的愛恨和悲傷，無關普通民眾的疾苦，更無助於鏟除社會的不平﹔這些劇本還是離生活現實太遠。田漢極為重視這些批評。他審視自己總是沉溺於靈與肉的糾纏中，藝術和愛情的主題雖然已經開始從天宇向地面人生降落，但還是離民眾和現實頗遠，他的聲音還像是從遙遠的空中朦朧傳來。而上世紀30年代的國情正面臨急劇的變化，民族的危機正一天天加劇，愛國詩人田漢內心已經在自我搏斗。他認識了共產黨人夏衍、馮乃超等，結成了終生的好友。中國共產黨又派蔣光慈、錢杏邨（阿英）加入南國社，幫助他“轉向”。在地下黨領導下的“普羅列塔戲劇（無產階級戲劇）”也給予田漢巨大的啟示。1930年2月，上海成立了“自由運動大同盟”，田漢認識了魯迅先生，並且一同被選為執行委員。同年3月，上海又成立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田漢又與魯迅先生、夏衍、馮乃超、錢杏邨等一起被選為常務委員。無疑，這都在促使田漢思想的轉化。而安娥的出現對於田漢的轉向，有著巨大的助動。這位從莫斯科歸來的美麗又豪爽的“紅色女郎”，那熱烈的革命情懷，對革命理論深刻的認識和堅定的信念，深深打動了田漢的心。他更加仔細深刻地解剖自己的內心。1930年初春，田漢決定南國社轉向為無產階級服務，投入到左翼戲劇運動中去。1930年3月田漢在《南國月刊》上發表《我們的自己批判》。他批評自己“熱情多於卓識”，“浪漫強於理性”，決心把過去的得失，清算一過，研究現實的潮流與需要，做出不背離民眾之要求，有貢獻於新時代之實現。他的自我批評在社會上引起極大的反響，受到當時領導上海地下黨文委的瞿秋白同志的高度稱贊，也指出田漢關於自己作品有“頹廢情緒”“唯美主義”傾向的檢討，未免過於激烈。這說明瞿秋白對於田漢的戲劇觀念和浪漫主義是理解和首肯的。新浪漫主義與革命與否無關。
田漢“轉向”的第一個舞台劇是《卡門》。這是對Del Rio主演的影片《卡門》的顛覆性和革命性的“改編”。那部影片也背離了梅裡美的原著，將追求愛情自由的吉普賽女郎卡門寫成蕩婦。田漢則將卡門寫為，為了追求自由而與不平的社會以及愛情的束縛做拼死斗爭的姑娘。這恰好與20世紀30年代西班牙的社會狀況相合，同當時中國的民氣相契。演出極為轟動。這戲雖然有直白的政治色彩，卻也是田漢將自己的藝術同社會的需要相結合的宣言。我們應當歷史地看待這個問題。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全國民眾抗日情緒高漲。田漢立即投入抗日的左翼戲劇運動之中。這時他以《亂鐘》一劇表現出將自己的藝術化為民眾心聲的決心和功力。《亂鐘》在暨南大學的演出成為一次激情的民眾誓師。這是中國話劇史上激昂的篇章。
1932年2月，田漢加入中國共產黨。在黨的領導下，田漢忠實地執行黨的方針政策，領導了左翼戲劇運動，又和夏衍、陽翰笙等人領導和組織左翼電影運動。田漢還同小他14歲的音樂家聶耳成為至交，他們合作的歌曲一直在今天還回響在祖國的舞台。這時田漢寫了許多名劇，如《梅雨》《洪水》《年夜飯》《戰友》《掃射》《暴風雨中的七個女性》《月光曲》《回春之曲》和歌劇《揚子江暴風雨》，其中《回春之曲》是個代表性的作品。依舊是藝術和愛情的糾葛，依舊是蕩氣回腸的情感，但藝術和愛情都沖出個人的牢籠，升華為對祖國民族之愛用藝術和生命報效祖國。這戲從今天的觀念來看，也難於超越。劇中插曲《梅娘曲》，有著永恆的魅力，令歌者和聽者，時時都能潸然。后來，田漢又投入組織和領導抗日演劇隊的工作，一隊隊熱情奔放的青年戲劇家，投身抗日戰場和大后方，掀起中國話劇史上的又一次高潮。田漢還組織領導了一次在桂林的“西南劇展”，成為中國話劇力量的一次大檢閱。后來，這些藝術家大部分成為新中國各地話劇和戲曲院團的中堅力量，為新中國的戲劇事業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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