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獻研究室
1959年 六十六歲
4月5日 在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講話中說：（文件）要用口語寫出來，每一個問題都要交代清楚，要想到對方的心理狀態。你講話是講給別人聽的，寫文章是給別人看的，不是給你自己看嘛！這裡有一個實質的原因，就是對於那個事物自己並不甚了解，自己並沒有作到認真的分析，沒有落實，沒有注意讀者的心理。我是贊成朱自清的風格的，他的文章寫得好，另一個側面不好，就是不神氣。第一個神氣的是魯迅，他的文章是口語。
5月30日 在對趙爾陸關於重工業生產建設幾個問題的意見寫的批語中說：“此件好，有相當的說服力，是一個工業界有了改進的文件，可以一讀。凡是使人看不懂，看了之后覺得頭痛，沒有邏輯（內部聯系），沒有論証，因而沒有說服力的文件，以后千萬不要拿出來。”
12月15日 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說：寫書要有批評對象，就會有生氣。這本書，沒有展開對錯誤觀點的批判，所以看起來很沉悶。這本書的另一個缺點，是先下定義，不講道理。定義是分析的結果，不是分析的出發點。研究問題應該從歷史的分析開始。
12月24—26日 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說：這本書看起來是書生的話，不像革命家的話。文章不講邏輯，甚至形式邏輯也不講，表明經濟學家不懂經濟實踐，他們對經濟問題不很內行。
1960年 六十七歲
2月5日 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說：這本教科書有點像政治經濟學辭典，總是先下定義，從規律出發來解釋問題。可以說是一些詞匯的解說，還不能算作一個科學著作。
2月9日 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說：這本書的寫法很不好，總是從概念入手。研究問題，要從人們看得見、摸得到的現象出發，來研究隱藏在現象后面的本質，從而揭露客觀事物的本質的矛盾。《資本論》對資本主義經濟的分析，就是用這種方法，總是從現象出發，找出本質，然后又用本質解釋現象，因此，能夠提綱挈領。教科書對問題不是從分析入手，總是從規律、原則、定義出發，這是馬克思主義從來反對的方法。原理、原則是結果，這是要進行分析，經過研究才能得出的。人的認識總是先接觸現象，通過現象找出原理、原則來，而教科書與此相反，它所用的方法，不是分析法，而是演繹法。教科書對每個問題總是先下定義，然后把這個定義作為大前提，來進行演繹，証明他們所要說的道理。他們不懂得，大前提也應當是研究的結果，必須經過具體分析，才能夠証明是正確的。教科書的寫法，不是高屋建瓴，勢如破竹，沒有說服力，沒有吸引力，讀起來沒有興趣，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一些隻寫文章、沒有實際經驗的書生寫的。這本書說的是書生的話，不是革命家的話。他們做實際工作的人沒有概括能力，不善於運用概念、邏輯這一套東西﹔而做理論工作的人又沒有實際經驗，不懂得經濟實踐。兩種人，兩方面——理論和實踐沒有結合起來。同時作者們沒有辯証法。
4月10日 就修改《人民日報》的一篇文章致信胡喬木說：“第五部分需要修改。太長，宜縮一半，至少三分之一。問題太多，很不集中。廢話太多，不現實，不如前幾部分謹嚴。台灣部分寫得很不好。結尾無力。”
1962年 六十九歲
8月11日 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中心小組會議上講話中說：有些小說如《官場現形記》等，是光寫黑暗的，魯迅稱之為譴責小說。隻揭露黑暗，人們不喜歡看，不如《紅樓夢》、《西游記》使人愛看。《金瓶梅》沒有傳開，不只是因為它的淫穢，主要是它隻暴露，隻寫黑暗，雖然寫得不錯，但人們不愛看。
12月24日 在關於修改《陶裡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一文給胡喬木的信中說：“文章的中幅及后幅有許多空泛的話，應當大力概括，請考慮是否縮減1000—2000字。邏輯方面，扣得還不太緊，還抓不住人，請你注意，在嚴密的邏輯方面，認真調理一下。你所提出‘教訓’問題，我認為不甚恰當，隻要是嚴格說理又合乎事實，即實事求是的文章，是站得起來的。有些話此時不說，將難找機會。但‘形式主義的所謂協會’，‘所謂’二字可以去掉。全文以14000字左右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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