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獻研究室
編者按：本刊已連續3期分4篇獨家選載了即將出版的《毛澤東年譜（1949—1976）》中的相關內容，反映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在一些重要歷史事件中及重要歷史關頭的主要活動和決策。從本期開始，本刊再按專題選載年譜相關內容，集中反映毛澤東對一些重要問題的思考和論述，以饗讀者。
本期選載的是年譜中關於文風問題的專題論述，時間跨度是1951年至1965年，主要內容包括：寫文章要結合形勢，解決問題﹔文章要標題醒目，突出重點﹔要條理清楚、思想明確﹔文章不能裝腔作勢扣帽子，要有辯証的分析才有說服力﹔文章文字要簡明扼要，去掉空話﹔領導干部要自己寫東西，用自己的話寫文章﹔寫文章要通俗親切，盡量用群眾語言，反對標語口號等等。
1951年 五十八歲
6月6日 審閱修改《人民日報》社論稿《正確地使用祖國的語言，為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斗爭！》時加寫一段話：“我們的同志中，我們的黨政軍組織和人民團體的工作人員中，我們的文學家教育家和新聞記者中，有許多是精通語法、會寫文章、會寫報告的人。這些人既然能夠做到這一步，為什麼我們大家不能做到呢？當然是能夠的。”
1955年 六十二歲
6月8日 在給陸定一、周揚、鄧拓的信中說：“關於寫文章，請注意不要用過於夸大的修飾詞，反而減損了力量。必須注意各種詞語的邏輯界限和整篇文章的條理（也是邏輯問題）。廢話應當盡量除去。”
7月26日 同柯慶施、舒同等人談農業合作化問題時說：要准備材料，要有思想性。材料是為了証明一個道理。單是供應材料不行，要加工，要消化。要有材料為証，達到說服的目的。
9月5日 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於召開七屆六中全會的通知中說：“發言內容應盡可能有較深刻的思想性，而以具體經驗和計劃數字充實和証明之。”
10月14日 在部分省市委書記出席的會議上講話時說：要寫文章，先出好題目，要有思想性藝術性，鍛煉頭腦的細致准確性。客觀事物是獨立存在的東西，全面地認識它，寫成文章是不容易的事情。經過多次反復，才能比較接近客觀實際，寫出來經過大家討論一下，搞成比較謹慎的作風，把問題把思想寫成定型的語言文字，可以提高准確性。
12月 在為《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中的《合作社的政治工作》一文所寫的按語中說：“我們的許多同志，在寫文章的時候，十分愛好黨八股，不生動，不形象，使人看了頭痛。也不講究文法和修辭，愛好一種半文言半白話的體裁，有時廢話連篇，有時又盡量簡古，好像他們是立志要讓讀者受苦似的。”“哪一年能使我們少看一點令人頭痛的黨八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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