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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親和習仲勛第一次見面，是在關中腹地的涇陽縣雲陽鎮。那是1937年7月，按照中共中央關於國共合作抗日的部署，我父親率領長征到達陝北的紅二方面軍駐扎在富平縣庄裡鎮，司令部設在鎮上大南巷的張家大院，等待改編成八路軍一二○師。當時紅軍前總在雲陽召開團以上干部會議，討論紅軍改編的意義和有關事宜。會議決定由關中選派一批兵員補充改編后的一二○師，直接東渡黃河開赴華北前線殺敵。
會后，關中特委一位特別年輕的負責同志就關中蘇區的軍事斗爭和兵員選調問題，專程到庄裡鎮來拜會即將出任一二○師師長的我父親。我父親對關中特委的熱情周到，對那位特別年輕的負責同志謙遜而又精誠的談吐，印象深刻，一再對他表示感謝。那位特別年輕的負責同志這時對我父親說，賀總，你知不知道，我就是富平人，你們駐扎的庄裡鎮上的立誠中學，是我讀書的母校，而且我就是在這所學校參加青年團，投身革命的。現在你們就要從這裡出發去打鬼子了，我們組織人民群眾支持自己的隊伍，還不應該嗎？
是的，那位關中特委特別年輕的負責同志，就是習仲勛。和毛澤東與他第一次見面一樣，我父親當時感到他這般平實，這般沉穩，不禁在心裡驚嘆：難怪毛主席這麼看中他，賞識他，年輕有為啊！
從庄裡鎮回去后，關中特委在關中部隊和游擊隊中層層動員，精心選拔，抽調了500名優秀紅軍和游擊隊戰士，編成一個補充團，由特委宣傳部長郭炳坤親自帶隊，開到庄裡鎮向我父親報到。望著這支士氣高昂，幾乎清一色由西北漢子組成的隊伍，父親大喜過望，一個個捶著他們的肩膀說，好樣的，你們在黃土地上長大，服西北水土，我要把你們用在刀刃上。還說，你們的習書記真是慷慨啊，給我送來了真正的子弟兵。
幾十年后，父親已不在人世，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習仲勛同志撰文回顧說：“那時我任關中特委書記，還是一個青年，對賀龍這位‘兩把菜刀鬧革命’的民軍領袖、南昌起義總指揮，赫赫有名的紅軍將領仰慕已久。我同他會面時，紅二方面軍總指揮部的關向應、甘泗淇也在那裡。我們一見如故，十分親切。賀總那堂堂的儀表、瀟洒的氣度、如火的豪情和爽朗詼諧的音容笑貌，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從那時起，我幾度在賀總的領導下工作，有段時間曾隨他之后共負一個方面和地區的領導之責。長期相處，賀總的優良品德和作風使我深受教育。”（《習仲勛傳》263頁）
習仲勛說的和我父親賀龍“共負一個方面和地區的領導之責”，指的就是1947年7月到我父親1949年10月離開西北，揮兵進軍大西南那段日子。在這之前，他用了12年，從陝北的群眾領袖成長為黨和軍隊領袖集團中的一員。抗戰勝利后，國民黨胡宗南部隊猖狂進攻延安，他擔任由彭德懷任司令員兼政委的西北野戰軍副政委，在4個多月裡，協助比自己年長15歲的彭總連續取得了青化砭、羊馬河和蟠龍鎮三戰三捷。至此，西北野戰軍扭轉了整個陝北的戰局，開始轉入內線反攻。
1947年7月21日，鑒於戰爭形勢突飛猛進，中共中央在靖邊縣小河村召開擴大會議，通過了由毛澤東和中央軍委提出的將我父親賀龍統帥的晉綏軍區重新並入陝甘寧晉綏聯防軍的決定，由我父親任聯防軍司令員，習仲勛任政治委員。西北野戰兵團定名為西北人民解放軍野戰軍。中央作出這個決定，說得通俗些，是此后由彭德懷在前線管打仗，由我父親賀龍統管后方，這樣，前方與后方便達成具有戰略縱深的一體化了。
因為經受戰爭反復摧毀的西北，土地貧瘠，存糧少，后援嚴重不足，邊區的兵員補充和糧食、彈藥供給，此時成了西北野戰軍轉入大規模作戰的瓶頸。加上后方機構龐大重疊，人員冗雜眾多，工作忙亂無序，正在進行的土改工作又出現了嚴重偏差，如果不做此戰略調整，解決后方機構重疊、效率低下，尤其是如何發動群眾，生產和籌措更多糧食支援前方的問題，期待中更大規模的解放戰爭將失去依托，難以為繼。前提是，我父親需要把他從湘鄂西帶來並在抗日戰爭中發展壯大，特別是被一個軍事統帥視為生命的三個野戰縱隊交給彭德懷指揮，由戰場指揮官改為組織人力、物力支援前線的糧草官﹔習仲勛同志也要撤出戰場，回到后方與我父親同甘共苦。但在黨的決議面前，我父親和習仲勛都毫無怨言，毅然赴命，兩個人就這樣走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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