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在以后的兩年零三個月裡，我父親和習仲勛風雨兼程，宵衣旰食，殫精竭慮，反復在黃河兩岸奔波。與指揮千軍萬馬打仗不同，做機動性極強、消耗力極大的野戰部隊后盾，工作千頭萬緒，必須整天在群眾中穿梭，動員一切力量為前線服務。
而從邊區向四周蔓延的戰爭，就像一棵大樹，把無數條根須伸向后方：抬擔架，救傷員，做軍鞋，修筑工事，籌措糧草，運輸各種軍需物資，整頓內部組織，肅清奸細，動員參軍，接受和改造俘虜……哪方面都不能懈怠，不能耽誤。前線和中央機關向后方要人，要糧食，要子彈，一個命令下來，第二天頂多第三天就必須送到。
然而，在極短的時間裡，父親和習仲勛運用他們駕輕就熟的指揮藝術，迅速組織了兩萬游擊隊和十萬民兵，像天羅地網般撒在陝北的溝溝岔岔，山山峁峁，斷敵交通，拔敵據點，伏敵車隊，奪敵給養，緝查敵特，有力配合主力部隊作戰﹔邊區遭受連年大旱，農業歉收，財政經濟困難，動員群眾發展生產是決不能延誤的事情，可青壯年都上前線了，鄉村隻剩下一些老人、婦女和孩子，勞動力奇缺，那就精兵簡政，緊縮開支，調整學校課程，把從機關和學校擠出來的工作人員全部趕下去種地。
當然，與一切群眾工作比較起來，為前方籌集糧草，輸送軍事物資，是十萬火急雷打不動的第一要務。部隊打到哪裡，糧食就要送到哪裡。當時西北野戰軍共有兵力約6萬人，中共中央、陝甘寧邊區各機關、部隊、學校及游擊隊約兩萬人。8萬人每月需要糧食一萬六千多石，一粒都不能少。在父親和習仲勛主政后方的頭半年，僅中央軍委和毛澤東、彭德懷直接打來的催糧電報就多達20多份。兩人睜開眼睛，每天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征糧、催糧和運糧。為保証前線不斷糧，父親和習仲勛不惜從邊區僅剩下一個正規旅的部隊中抽出兩個團，專門去做買賣，把邊區的土特產販往國統區出售，換回戰爭急需的糧食和物資補充部隊。父親交代，這兩個團從敵佔區弄回來的給養，在陝北我方無論碰上哪支部隊，可就地征用。
晉綏是父親經營多年的老地盤，比陝甘寧富庶一些，父親利用自己的威望，從老根據地群眾中一年征得的軍糧，超過了抗日戰爭時期的總和。習仲勛在陝甘寧邊區戰斗多年，經略多年，熟悉每個區縣的民情、社情和土地的收成，與當地人民建立了患難與共的魚水深情。他深入綏德、米脂、清澗一帶征糧，親眼看到老百姓寧願吃糠咽菜，也要把節省下來的那點糧食送給部隊，有的還把未完全成熟的高粱、豇豆提前收回來，連夜炒干充當軍糧。在清澗縣東區直川山，有個當年曾跟著他鬧紅的婦女模范劉大娘，聽說毛主席也和大家一起吃黑豆、榆樹干面，心裡非常難過，急忙把堅壁在后山的5升麥種、3升豌豆種取回來，連夜磨成面，擀成雜面條，托人捎到延安送給毛主席。
4
寒冬來了，父親和習仲勛開始把主要精力轉向歷史上著名的土改糾偏。因為新一年就將到來，解放區在不斷擴大，而土地是群眾的命根子，也是戰爭的命脈，如果不解決土地問題，不僅來年的春耕和秋收將受到極大影響，而且任由極“左”風潮蔓向全國，勢必讓戰爭后方大亂，以致斷送前方官兵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革命成果。尤其習仲勛在陝北土生土長，又最早在陝北發動和領導革命，熟悉這片土地上發生的一切事情。早在小河會議期間，他就注意到了邊區土改中出現的損害中農和民族工商業利益、亂斗亂打的錯誤做法，指出此種偏向必須得到糾正，不論這股風是由誰吹起來的，有著怎樣的權威。
這裡需要交代一段歷史背景：1947年1月，身為中央社會部長的康生率隊在晉綏進行土改試點，提出了一個所謂“化形地主”的錯誤概念，他認為晉綏是老區，要按過去的標准，不可能再揪出地主和富農。因為老區的地主富農都把財產轉移到工商業上去了，有的因交出了土地而成了勞動者，所以必須“查三代”，即隻要往上三代夠地主條件的，都屬“化形地主”，並列入斗爭對象，連破產了也算在其內。“村村點火，戶戶冒煙”、“貧雇農打天下坐天下”、“群眾要怎麼辦就怎麼辦”，是康生叫得最響並推向解放區的口號。之后，土改工作團把這些極“左”做法和口號帶向邊區各地，亂斗、亂扣、亂打、亂拷、亂沒收財物、亂掃地出門等現象風起雲涌，泛濫成災，老百姓稱為“大鍋裡煮牛頭”。駭人聽聞的是，當時在晉綏實行捆、打、吊、磨、拔胡子、喂糞等肉刑，竟不下15種之多，結果把許多人查成了破產地主或富農。有些干部，隻要與地主富農沾邊，即被當成“石頭”搬開。在如此高壓下，不少地方出了人命，其中靜樂大夫庄一次就逼死3個人。
1947年11月，為貫徹《中國土地法大綱》，西北局特地在陽灣大場內召開了一次布置土改的陝甘寧邊區干部會議，史稱義合會議，雖然與會者對土改中的過激行為心知肚明，但那是主持過延安整風和搶救運動的康生搞出來的，大家噤若寒蟬，諱莫如深。“削削削，削盡土豪劣紳﹔殺殺殺，殺盡貪官污吏”，會議甚至把這樣一副對聯當成斗爭原則。父親和習仲勛因暫時難以糾正這種偏向，不禁憂心忡忡。
1947年12月下旬，父親和習仲勛去米脂縣楊家溝出席中共中央擴大會議，聽取毛澤東作《目前的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報告。會議期間，習仲勛應約到毛澤東在扶風寨的住處，向毛澤東匯報陝甘寧晉綏邊區的戰爭、生產和群眾生活情況，還有自己對邊區土改和形勢發展的看法，引起了毛澤東的關注。會議結束時，新的一年已到來，習仲勛和我父親兵分兩路，我父親回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部主持工作，習仲勛率領工作組直接到綏德、米脂縣傳達中央12月會議精神，檢查和指導土地改革，開始從綏德地委著手糾偏。
1月4日，在楊家溝中央會議結束后的第7天，即致信西北局並轉黨中央，匯報綏德各縣在土改工作中出現的問題，對土地改革應沿著什麼方向前進，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見。毛澤東看到這封信，立刻給我父親和習仲勛及西北局發來電報，表示“完全同意仲勛同志所提各項意見。望照這些意見密切指導各分區及各縣的土改工作，務使邊區土改工作循正軌進行，少犯錯誤”。1月5日，習仲勛從綏德地委啟程前往子洲縣檢查工作，連續3天，沒白沒夜地找各級干部和群眾談話，了解土改進展和遇到的問題。他交代這些同志必須實事求是，不要有思想包袱，實際工作中是什麼情況就說什麼情況，不得隱瞞，也不能夸大。接下來的兩天，出席了子洲縣召開的土改檢討會，聽取每個人在會上的發言。
習仲勛在子洲整整待了9天，這是扎扎實實搞調查研究的9天，勤勤懇懇走群眾路線的9天。9天下來，他看到極“左”傾向造成的禍害，血淚斑斑，觸目驚心。例如有些地方把對地主富農的斗爭演變為渾水摸魚，少數人乘機打秋風，吃大戶﹔有些地方把斗爭矛頭對准干部，連作戰部隊指戰員的家屬也在其列﹔有些地方把貧下中農的東西也一律沒收。某些機關、學校沒有地主富農可揪，便揪自己的同志，如邊保的馬夫把同為馬夫的班長當惡霸揪出來斗了，名曰讓貧雇農翻身﹔綏德干部子弟小學把十幾名八九歲的孩子打成狗腿子。至於肉刑，更是司空見慣，有用鹽水把人淹死在瓮裡的，有用滾油從頭頂澆下當場把人燙死的，有逼著斗爭對象的妻子剖腹自殺的……
1月19日，習仲勛第二次致電黨中央和毛澤東，指出土改糾偏已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電報列舉了9個方面的問題，希望引起中央重視。他特別強調：“我看一有‘左’的偏向，不到半月，就可把一切破壞得精光。”毛澤東在接到電報的次日，復電習仲勛，再次表示完全同意他的意見，望堅決糾正“左”的偏向，而且繼續將習仲勛的電報內容轉發各解放區，指示務須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錯誤。
習仲勛半個月內從土改一線發來的兩個調查報告，引發了毛澤東對全國不同地區土地改革的思考。他想到了各地群眾在土改中將迸發前所未有的熱情，但沒想到若不加引導，也會走入歧途。不過，讓他高興的是，從習仲勛的思想水平和嚴謹工作態度上，他看到了一顆政治新星正在冉冉升起。2月6日，毛澤東致電習仲勛等人，就在老解放區半老解放區及新解放區實行土地法的內容、步驟和農會的組織形式等問題，征求他們的意見。習仲勛第3天就回電了，對三類不同解放區的概念作了清晰界定，並建議土地分配不能搞平均主義，不能搞貧農團領導一切。他的意見和建議有理有據，顯然經過深思熟慮。毛澤東對習仲勛的電報稿親筆作了修改和校訂，再一次轉發各解放區。
在這次有關土改糾偏的調查研究中，習仲勛走群眾路線，時間長，專注度高，巡視面廣，領風氣之先，既不回避問題，也不掩飾矛盾。最難得的，是他每到一地，都認真總結經驗和教訓，及時向黨中央、毛澤東報告。收到回電后，又把毛澤東對土地問題的研究、思考和疑問，放到實踐中去驗証，並拿出切實可行的解決辦法，實際上充當了毛澤東土地改革的特使和撥亂反正先行者的角色，因而引起全黨的關注。調查研究歸來，他迅速與西北局、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和邊區政府三方領導層達成共識。緊接著，我父親和習仲勛，還有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馬不停蹄，各自帶領工作組奔赴分區和各縣糾偏。用我父親后來的話說，糾偏如救火，他們是“追著糾”、“跑著糾”。到這年的4月，事態得到了有效控制，西北的土地改革終於回到了正確軌道。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