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籃橋監獄的百年滄桑

　　“遠東第一監獄”是怎樣形成的？

　　1903年6月10日，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會依照常規舉行例會。當天會議的主要內容是審議工部局工務委員會的報告。在這份內容龐雜的報告裡，雖然只是非常簡略地提及“一座可容納最高數量囚犯的新監獄將在8月1日竣工”，但這短短廿余字卻引得主持會議的總董貝恩不住地頷首，嘴角露出一絲滿意的微笑。

　　的確，對於再度當選總董的貝恩來說，應對租界內五花八門的棘手事務已是得心應手，可巡捕房拘留所人滿為患的問題還是令他撓頭。早在工部局成立之初，警務處便在中央、老閘等巡捕房附設拘留所，拘押違法的外僑。在租界裡犯法的華人則交由中國官府處理。19世紀六七十年代，工部局曾推行苦役制度，強制華籍囚犯從事砸石塊、筑路等重體力勞動，巡捕房由此開始羈押中國犯人。隨著人口激增，公共租界的犯罪率一直居高不下，導致捕房拘留所時時“爆棚”，連會審公廨的獄所裡都已擁擠不堪。與之相伴的是，獄中的敲詐勒索、打架斗毆乃至凶犯騷動屢見不鮮，傳染病也在狹小的監房裡肆虐。

　　無奈之下，工部局隻得於1889年初租下英國領事館廈門路監獄的北側監舍，暫時抵擋洶涌的“犯人潮”。然而，“寄人籬下”終不是長久之計。1901年10月，工部局董事會決定在華德路（今長陽路）上建造大型監獄。英國駐新加坡工程處在該項工程招標中拔得頭籌。不到兩年時間，一座擁有兩幢4層監樓的新監獄就完竣了，這讓整天為關押場地不足而煩心的貝恩長舒了口氣。

　　這所新監獄的全名是 “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務處監獄”，亦稱華德路監獄。不過，上海市民更喜歡喚作“提籃橋監獄”。因為在距離監獄不遠處的海門路古時曾是下海浦的一部分，浦上原有一座木橋通向下海廟（今址為昆明路73號）。據說，當年常有善男信女提著盛放香燭的籃子，過橋前往廟內進香禮佛，此橋遂名提籃橋。后來，下海浦被填沒，木橋也遭拆除，但“提籃橋”三字卻被保留下來，成為那一帶的片區名。提籃橋監獄即因此得名，且在坊間沿用了近百年。有趣的是，盡管歷史上提籃橋監獄多次 “改名換姓”，從解放前的華德路刑務所、司法行政部直轄上海監獄到解放后的上海市人民法院監獄、上海市監獄，可很長一段時間裡，它的正式名稱中從未出現過“提籃橋”這一地名。直至1995年6月，監獄正門挂上了“上海市提籃橋監獄”的牌子，提籃橋監獄方才算是名實相副。

　　實際上，工部局工務委員會向董事會報告的日期是預估的竣工時間。提籃橋監獄的第一幢監樓 （AB監）於1903年5月18日就已啟用。第二幢監樓（CD監）和配套的辦公場所、醫院及看守宿舍等則在是年的8月28日投入使用。早期的提籃橋監獄全部由青磚和石塊壘成，佔地面積約10畝，計有美式監房480間。監獄的拱形大門開設在華德路117號 （今長陽路111號處）。

　　正如那句俗語所雲：“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提籃橋監獄在落成后的數十年裡，至少經歷3次以上的改擴建，才基本達到如今的規模。1929年，著名作家阿英在租界被捕，一度關押於提籃橋監獄。據他回憶，那時的提籃橋監獄有東西南北4座監樓，“每監是五層，每層背靠背建筑兩排房間，每排間數約有40個，每間少則收3人，多則收4人。每間佔地寬四尺，長八尺，三面牆，一面鐵欄——鐵欄邊就是門。 ”“從鐵欄到獄窗約有一丈五尺左右，用中國式的跑馬樓的建筑形式，中間是天井，可是這天井看不到天，上面是有屋頂的，而且每層天井是用鐵絲網平兜了，以免犯人跳樓尋死。 ”囚牢裡生活雖不免“挨飢忍餓，甚至於水都不能多得一點”，但阿英還是保持著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在他看來晚飯后的一兩個鐘頭之間是獄中生活最愜意的時候。 “那時早班的西捕是全退去了，晚班的還沒有來，隻有印度阿三（即印籍看守）在守著。我們在這時，可以說是很放肆的，唱歌，說故事，唱戲，唱小調，做政治報告，一切都是自由的……”

　　至1935年的擴建、也就是解放前的最后一次擴建落下帷幕時，提籃橋監獄的佔地面積已經擴大到60.4畝，11幢鋼筋混凝土結構的監樓組成了一個龐大而復雜的關押體系，各類監室接近4000間，其中不乏橡皮監（防暴牢房）、絞刑房和“風波亭”（禁閉室）之類的特種監房。此外，監獄還附設女子監獄和童犯感化院（專門收押少年犯）。

　　與此同時，監獄正門也從華德路117號遷至147號。那是一座形狀方正、並無出眾設計可言的大門。若不是四周5米多高的圍牆及門楣上刻著一行英文： “SHANGHAIMUNICIPALGAOL”（意即“上海工部局監獄”），普通路人很難想象此門背后就是一所設施精良、壁壘森嚴的監獄，而且這所監獄最高在獄囚犯人數超過8000，遠勝印度的孟買監獄和日本的巢鴨監獄一籌，號稱“遠東第一監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