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姚俊
“受難的兄弟自由了”
1949年7月的一天，素日冷冷清清的提籃橋監獄門口卻是一番鑼鼓喧天、鞭炮齊鳴的熱鬧景象。住在周邊的市民不知發生何事，紛紛趕去圍觀。過了不多時，隻見監獄大門徐徐打開，數十名衣著整潔的“犯人”在上海各界代表的簇擁下，昂首闊步，喜氣洋洋地走出提籃橋監獄。眼尖的人一看到這群“犯人”，馬上驚呼：“啊？！伊拉（他們）幾個月前不是已經從提籃橋放出來了嗎？哪能 （怎麼）今朝又到此地來？ ”
這件事還要追溯到上海解放前夕。 1949年初，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已是搖搖欲墜。在垂死掙扎的同時，國民黨反動派預謀殺戮囚禁在提籃橋監獄裡的50名共產黨人和愛國民主人士。為了營救這些革命志士，中共上海局和上海市委的領導劉長勝、張承宗、張祺等會同中共上海市警察局委員會（簡稱“警委”）的有關人員設想過多種營救方案，但考慮到提籃橋監獄地處鬧市，施救的勝算渺茫而不得不放棄。
幸虧，中共社會部在上海負責情報、策反工作的吳克堅、林亨元等成功策反了代理典獄長王慕曾。所以，當國民黨上海警備司令部司令陳大慶下令將提籃橋監獄的政治犯轉移到舟山群島時，王慕曾以種種借口拖延著不辦。 5月23日，人民解放軍向上海市區發動總攻。為了防止敵人蓄意加害，提籃橋監獄的地下黨組織根據“警委”的布置，開展武裝護監斗爭，確保了所有在押革命同志的人身安全。
上海解放伊始，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張承宗就囑咐上海總工會籌備委員會副主任張祺盡快將囚禁在提籃橋監獄裡的同志接出來，還交給張祺300塊銀元，作為出獄同志的生活費。
5月28日一大早，張祺拎著一袋沉甸甸的銀元，前往市軍管會找政務委員會負責人曹漫之接洽。在曹漫之的介紹下，張祺與接管提籃橋監獄的軍代表毛榮光等人接上頭，並將那一袋銀元轉交給獄中的同志。經過商量，確定立即釋放王中一等45名中共黨員﹔另有5人系農工民主黨成員，需取得該黨的市級組織証明以后再行釋放。
次日下午2點多，張祺以中華全國總工會代表的身份，乘著一輛大客車前往提籃橋監獄迎接出獄的戰友。等他趕到監獄時，王中一他們早已在監獄員警飯廳等候。 3點半，在舉行完簡短的“慰問與歡送政治犯恢復自由大會”之后，45人一路高唱《跟著共產黨走》，舉著用被單和席子制作的、書寫著“毛主席萬歲”“感謝人民解放軍”等語的橫幅和標語，興高採烈地列隊步出監獄大門。見到親人重獲自由，早已等候在長陽路上的親屬和工友們紛紛涌上前去，爭相擁抱、握手，臉上挂滿喜悅的淚水。“歡迎受難同志出獄！”不知是誰首先喊響了口號，在場人群的激情一下子被點燃，一陣陣的呼號響徹長陽路。
31日，創刊才4天的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就在顯著位置刊發了《軍管會接收偽上海監獄，被迫害的“政治犯”當即獲釋恢復自由》的新聞報道，還配發短評《受難的兄弟自由了》，詳細記述了3日前提籃橋監獄那感人的一幕。
不過，出乎張祺意料的是，陳毅同志對這次迎接被捕同志出獄工作很不滿意。在聽取匯報后，他思忖了片刻，對張祺言道：“這些同志都是被國民黨反動派抓進監牢的，現在我們把他們解放出來，不能這樣無聲無息、默默無聞，而要敲鑼打鼓、放鞭炮，對這件事要好好做文章，搞得有聲有色、熱熱鬧鬧。”張祺這才明白自己低估了此事蘊含的重大政治意義。
於是，根據陳毅市長的指示，張祺又把出獄的大部分同志找回來，重新在提籃橋監獄集合，同時組織申城各界代表前去迎接，並在監獄大門口敲鑼打鼓，燃放鞭炮，如同歡迎英雄凱旋一般。蘇聯電影代表團當時正巧訪問上海，他們用攝像機記錄下了這一生動的場面。這些珍貴的歷史場景日后被編入了中蘇合拍的大型紀錄片 《解放了的新中國》。該片的原始拍攝資料至今仍完好地保存在俄羅斯。
彈指一揮間，20世紀初葉誕生的提籃橋監獄已走過了一個多世紀的漫漫長路。提籃橋監獄這百余年來的風雨滄桑其實很難一時用文字說清，更多的歷史瞬間有待后人去追尋、去揣摩，正所謂“橫看成嶺側成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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