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楓
黨的對外工作早已否定了論戰的“反修”性質
我們黨曾經同世界上89個共產黨有黨際交往關系，“大論戰”中將大多數黨視為“修正主義的黨”而與之斷絕交往，到“文革”結束時剩下不足10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的對外工作通過撥亂反正，本著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要求，開始糾正“文化大革命”包括“大論戰”時期的“左”的錯誤。1977年我黨決定邀請南斯拉夫鐵托訪華，恢復兩黨關系，稱鐵托為“同志”。隨后華國鋒回訪，考察團組去南考察。接著將國外大批稱之為“修正主義的”黨改叫“老黨”並逐漸恢復黨際關系。20世紀80年代改變“一條線”戰略，我們認為東歐也是“社會主義國家”並恢復黨的關系，直至1989年5月中蘇兩大黨也通過高層會談實現了關系正常化，並互稱“同志”。這一切表明，我們黨對外的實際工作，早已拋棄了大論戰的錯誤做法和“九評”中的錯誤結論，不再把當年那場論戰視為“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斗爭了。
新歷史條件下不能肯定“九評”，但它並非一無是處
鄧小平早就指出，“從1957年開始我們的主要錯誤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極左”。我們對國際共運的政策是“左”的，大論戰總的指導思想也是“左”的，“從現在的觀點看，好多觀點是不對的”。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就總體而言我們不能肯定“九評”。
肯定“九評”會動搖我黨否定“文革”的正確結論，不利於黨內思想統一和安定團結。我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談到“文化大革命”發生的原因時指出，在中蘇論戰等的影響下，我們在國內進行了反修防修運動，使階級斗爭擴大化的迷霧日益深入到黨內。由於在論戰中對社會主義和修正主義做出了一些“左”的錯誤判斷，再用這些判斷來觀察和分析我們黨內和國內的形勢，從而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錯誤理論，由批國外的赫魯曉夫發展到“揪中國的赫魯曉夫”，從而給黨和國家帶來嚴重的災難。在“文革”中許多當作資本主義或修正主義來批判的東西，其中有的直接來自“九評”的一些結論，有的是從這些結論推衍出來的。因此肯定“九評”，就會動搖我黨否定“文革”的正確結論，不利於黨內思想統一和安定團結。
肯定“九評”不利於堅持改革開放，與黨的基本路線相背離。“九評”對蘇聯和南斯拉夫當時為搞活經濟所採取的一些措施，進行了全面的批判，甚至把企業要注重利潤，向國外學習管理經驗，向國外貸款和取得援助，經理“控制”企業，企業間可以競爭，允許私人工業、商業、服務業等存在，等等，統統斥之為“復辟資本主義”。“九評”實際上是反對社會主義的任何改革開放。如果肯定“九評”的上述觀點並進行爭論，就會不利於現行的改革開放政策，有可能引起思想混亂。這與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總路線是相背離的。
肯定“九評”與當前國際形勢相悖，不符合我國現行的對外政策。“九評”是在當時國內外特定的環境中寫成的，已不符合當前我們所處的國內外形勢，許多思想和觀點是與我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和政策相左的。“九評”所強調的是戰爭不可避免，似乎世界大戰很快就會打起來，這是不符合當今時代主題和目前國際形勢的。“九評”強調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打倒帝、修、反，支援世界革命等，也是不符合我們現行的對外政策的。若肯定“九評”，同我國家關系要遵循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黨際關系要遵循“四項原則”都是不相符合的。
當然，所謂不能肯定“九評”是就整體而言的，並不是說“九評”一無是處。“九評”批判蘇聯大黨大國沙文主義，強調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要堅持獨立自主、完全平等，反對“老子黨”和“指揮棒”，仍然是對的，至今具有積極意義。“九評” 批判赫魯曉夫完全否定社會主義社會存在階級斗爭，批判他取消無產階級專政，強調要防止帝國主義搞“和平演變”等觀點，仍然是站得住腳的。但問題在於，當時論戰總的指導思想是“左”的，是站在社會主義必須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的立場去批判“修正主義”的，所以即使是正確的觀點也不能同我們今天的認識相提並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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