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楓
20世紀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的十年間，中蘇之間發生了一場“大論戰”，其中在1963年至1964年論戰高潮期間，我們黨相繼發表了九篇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史稱“九評”。今天要正確認識和評價已過去半個世紀的這一大事件，最要緊的是先要把思想方法搞對頭。在這方面鄧小平為我們樹立了典范。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以來，鄧小平採用一種朴素地叫作“回頭看”的方法，即以實踐的檢驗為依據，站在今天的時代高度，運用今天發展了的觀點去重新認識和評價當年的事情，這實際上是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方法。鄧小平以這種方法，深刻總結了這場論戰的經驗教訓，為我們黨處理相關問題提供了明確的指導思想。
蘇聯1991年“8 19事件”后，蘇共在幾天時間內就徹底崩潰了。國內不少人出於義憤，要求公開刊文批判戈爾巴喬夫，認為“九評”是正確的，強烈要求肯定“九評”。當時黨中央要求中聯部盡快就此拿出意見和看法。筆者時任中聯部研究室副主任，分管國際共運和理論研究工作，直接參與了相關報告的起草工作。中聯部當時就是以鄧小平新時期的這些思想和原則為指導，以《關於如何看待“九評”和國際共運大論戰問題》為主題，直接向中央領導報送了報告。這份報告的基本思想是，認為我們反對“老子黨”是對的，但不能肯定“九評”，決不能再搞意識形態爭論。隨后中央迅速採納了中聯部的意見。當年中聯部提出這些看法和意見的主要根據和考慮是什麼呢？現據相關同志的回憶和個人的理解做些闡明。
反對“老子黨”，“我們是反對得對了”
鄧小平在如何對待這場“大論戰”問題上的基本思想和觀點是非常明確的。這就是：“大論戰”實際上包括了兩個不同性質的問題，一個是黨和國家關系上反對“老子黨”和“指揮棒”的問題﹔一個是意識形態上的爭論問題，即“九評”所爭論的什麼是馬克思主義、什麼是修正主義等這類問題。鄧小平認為，在前一問題上我們是對的﹔在后一問題，即意識形態爭論的問題上，“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今后不能再搞了。
必須充分肯定反對蘇共大黨、大國沙文主義是正確的、非常必要的，對國際共運獨立自主發展是有積極意義的。蘇共推行“老子黨”“指揮棒”，仍想控制中國，后又將意識形態分歧擴大到國家關系層面，還出言不遜，傷害了中國的民族感情。1989年 5月 16日鄧小平在與戈爾巴喬夫舉行“結束過去，開辟未來”的會談中強調，中蘇關系惡化“真正的實質問題是不平等，中國人感到受屈辱”，但他同時又指出，“這不是指意識形態爭論的那些問題，這方面現在我們也不認為自己當時說的都是對的”。很顯然，鄧小平是將“黨和國家關系”問題，與“意識形態爭論”的問題嚴格區別開來的。
在反對赫魯曉夫大國沙文主義的斗爭中，人們透過當年毛澤東氣吞山河的激烈言詞，看到的是他在外來欺負面前，威武不屈的民族英雄主義氣概，這是值得肯定和自豪的。但這決不意味著要對意識形態爭論本身持肯定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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