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志菲
上述指示發出后，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建造毛澤東塑像之風，對“文化大革命”開始盛行的狂熱的“個人迷信”宣傳活動無疑起了降溫的作用。不過，由群眾組織自行建造毛澤東塑像的現象雖然被制止，但各地由官方出面，特別是在各地革命委員會成立和歡慶中共九大召開時，還是建造了不少巨型毛澤東塑像。
1970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21周年慶典在天安門廣場上隆重舉行。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站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游行的人民群眾。斯諾夫婦應毛澤東、周恩來之邀，參加了國慶觀禮。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上，不停地向游行隊伍揮手致意。他還指給斯諾看：“你看，這游行隊伍組織得多好啊！”這時，下面的群眾齊聲喊起來：“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他們高舉著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語錄，眼裡流出了熱淚。
斯諾指著游行隊伍問毛澤東：“主席先生，對這些，您的感覺如何？”毛澤東苦笑了一下，搖了搖頭說：“這比以前好些，但是我還不太滿意。”
12月18日，斯諾應邀到中南海對毛澤東進行採訪。兩人的交流可謂“天南海北”、“海闊天空”。話題包括：“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個人崇拜、尼克鬆、中美關系、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和中蘇關系等重大問題，其中，涉及最多的當推中美關系和個人崇拜這兩個問題。談話從早晨8點多開始，直到午后1點，進行了將近5個小時。這是毛澤東晚年談話時間最長的一次。
會談中，斯諾問道：“主席先生，兩個月前在天安門上，您曾告訴我您不滿意目前的情況，您能給我解釋嗎？”毛澤東說：“其實我是非常討厭個人崇拜的，但‘文化大革命’期間也有必要採取這種討人嫌的做法。那個時候的黨權、宣傳工作的權、各個省的黨權、各個地方的權，比如北京市委的權，我也管不了。所以那個時候我說無所謂個人崇拜，倒是需要一點個人崇拜。現在沒有必要，要降溫了。”
“我記得在1965年我採訪您以后寫到了這個問題，有人批評我。那麼現在呢？”斯諾問道。毛澤東說：“現在不同了，崇拜得有些過分了，一些人在那裡搞形式主義。搞所謂的‘四個偉大’，什麼‘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這是討人嫌的，總有一天要統統去掉，隻剩下Teacher這個詞，就是教員。我本來就是當教員的出身，在我成為共產主義者之前，我就是湖南長沙的一個小學教員。現在還是當教員。其他的稱號都是要一概去掉的。”
斯諾說：“我有時不知那些搞得很過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誠意。”毛澤東坦言：“有三種，一種是真的﹔第二種是隨大流，‘你們大家要叫萬歲嘛’﹔第三種是假的。”
斯諾接著說：“聽說進城前夕開的一次中央全會上，曾經通過一項決議，禁止用黨的領導人的名字命名城市、街道、山村等。”毛澤東說：“這個現在都沒有，沒有什麼用人名來命名的街道、城市、地方，但是他搞另外一種形式，就是標語、畫像、石膏像。就是這幾年搞的，紅衛兵一鬧、一沖，他不搞不行，你不搞啊？說你反毛！”
“對於人們所說的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我的理解是：必須由一位個人把國家的力量人格化。在這個時期，在文化革命中間，必須由毛澤東和他的教導來作為這一切的標志，直至斗爭的終止。”斯諾說完，毛澤東解釋道：“這是為了反對劉少奇。過去是為了反對蔣介石，后來是為了反對劉少奇。他們樹立蔣介石，我們這邊也總要樹立一個人啊——樹立陳獨秀，不行﹔樹立瞿秋白，不行﹔樹立李立三，不行﹔樹立王明，也不行。那怎麼辦啊？總要樹立一個人來打倒王明嘛。王明不打倒，中國革命不能勝利啊。多災多難啊，我們這個黨。”
這次會見中，毛澤東對如何對待個人崇拜這個問題的分析可以說還是一分為二的。毛澤東不諱言個人崇拜，他說：“你說我個人崇拜，你們美國人個人崇拜多呢！人總要有人崇拜嘛！你斯諾沒有人崇拜你，你就高興啦？你的文章、你的書寫出來沒有人讀你就高興啦？總要有點個人崇拜，你也有嘛。你們美國每個州長、每個總統、每個部長沒有一批人崇拜他怎麼混得下去呢？”
到疾病纏身的暮年，毛澤東總有一種夕陽晚照的滄桑感。1975年國慶節的那天，他躺在病榻之上，自言自語道：“這也許是我過的最后一個‘十一’了吧？”工作人員連忙安慰說：“怎麼會呢？主席，您可別這麼想。”毛澤東卻認真地說：“怎麼不會呢？哪有不死的人呢？死神面前，一律平等，毛澤東豈能例外？‘萬壽無疆’，天大的唯心主義。”這大概是毛澤東晚年對個人崇拜的最后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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