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澤東在北大

我正在尋找出路

到了北京后，毛澤東忙碌著奔波著，幾經聯系，才落實好勤工儉學的事宜。大多青年因出國補習法語，陸陸續續進了預備班，沒有進預備班的也考入北大預科。楊先生希望毛澤東最好能在北大繼續讀書，可他卻沒有報考預科，其間不乏經濟的原因，亦不排除與他一向推崇自學的主張相關。這裡還有一個客觀存在的原因，那就是當時教育部規定，中等師范生畢業后，必須先工作幾年后，才能報考大學。現今這一願望已然落空，他便作另外的努力，據肖子升回憶，由於“蔡（元培）校長幫忙的緣故”，圖書館長“李大釗安排毛澤東干打掃圖書館、整理圖書等輕便工作”。他說：“毛澤東對蔡孑民校長一直非常感激。寫給他的每封信都以‘蔡夫子大人’開頭。他認為自己是蔡校長的學生，永遠對蔡校長表示尊敬。1938年，蔡孑民先生隱居九龍，在他逝世前十二月左右，我常到他家促膝而談。有幾次我們談起毛澤東。以蔡先生的高齡，自然他不能記住一切。蔡先生還能記得毛澤東給他寫信，但想不起毛澤東的音容笑貌了。”

毛澤東最初住在楊昌濟先生家，其他會員分住在湖南會館。由於分散居住，聯系起來十分不便。不久，毛澤東和蔡和森、肖子升、羅章龍等8人搬到景山東街三眼井吉安東夾道七號，8個人擠住在一間小屋裡，白天還好，一到晚上，大家擠在一個炕上，擠得幾乎都透不過氣。如果實在熬不住要翻身，必須要先同兩旁的人招呼，否則根本翻不過來。毛澤東帶著抱負和求知欲來到北京，在他的眼中，這點困難又算得了什麼呢？他說：“在公園裡和故宮廣場上，我卻看到了北方的早春。當北海仍然結著冰的時候，我看到白梅花開。我看到北海的垂柳，枝頭懸挂著晶瑩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詩人岑參詠雪后披上冬裝的樹木的詩句：‘千樹萬樹梨花開’。北京數不盡的樹木引起了我的驚嘆和贊美。”

來京的新民學會會員中，毛澤東當屬最窘困者之一。肖子升說：“毛澤東幾乎一無所有，雖然路費（往法國）已減少到一百大洋，但這對他仍是無法解決的大數目，而且他自己知道，無人能借這筆錢給他。”毛澤東自己也說：“北京的生活費用對我來說太高了。我是借了朋友的錢來到首都的，到了以后，非馬上找工作不行。”有了這份圖書館助理員的工作，“我每月可以領到一大筆錢———八塊大洋”。這固定的經濟收入，對他來說顯得尤為重要，因為由此奠定了他在北京的生活，故而分外珍惜。

他因工作關系，閱讀各種新出版的書刊，結識名流學者和有志青年。他的頂頭上司李大釗對他的影響最為直接。毛澤東在延安接受斯諾採訪時，已經說的十分明白，他說：“我從前在師范學校的倫理學教師當時是國立北京大學的教授。我請他幫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紹給北大圖書館的主任。這個人就是李大釗，他后來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一位創始人。”“我在李大釗手下擔任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曾經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1949年3月，即將成為新中國人民政權領袖的毛澤東回到闊別30年的北平，他感慨道：“30年了，30年前我為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而奔波，吃了不少苦頭，在北平遇到了一個大好人，就是李大釗同志，在他的幫助下我才成為了一個馬列主義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師，沒有他的指點和教導，我今天還不知道在哪兒呢。”而提供了毛澤東與李大釗近距離接觸機會的人就是北京大學的校長蔡元培先生。肖子升對這件事的敘述，就更為詳盡。他說，他們原打算讓毛澤東去做教室清潔員，因為那樣可以在工作之余免費旁聽。后來，是蔡元培改變了毛澤東的工作，肖子升說：“蔡校長是位可敬的人，立即了解了我們的困難。他有個更好的主意：與其做個教室清潔員，不如安排毛澤東在圖書館工作。因此他寫了張條子給北大圖書館館長李大釗先生：‘毛澤東為實行勤工儉學計劃想在校內工作，請將他安排在圖書館中，……’蔡校長沒有指出毛澤東是由長沙來的，是‘青年領袖’。李大釗安排毛澤東干打掃圖書館、整理圖書等輕便工作。”

毛澤東的工作問題落實了，他再也不用為生活發愁了，專心於工作之外，對學業和人生的思索仍在追尋之中。他和新民學會在京會員，曾邀請蔡元培、陶孟和、胡適分別在北大文科大樓談話，所談多是學術和人生問題，對他們很有啟迪。

五四前后，西方的各種主義如潮涌來，毛澤東在圖書館工作，當然最先感知，他憑著一顆“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熾熱的心，苦苦尋覓著救國之路。他說：“當時我的思想還是混亂的，用我們的話說，我正在尋找出路。我讀了一些關於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很受影響。我常常和來看我的、名叫朱謙之的學生討論無政府主義和它在中國的前景。當時，我贊同無政府主義的很多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