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澤東在北大

和邵、梁、周的交往

毛澤東在北大時，和邵飄萍、梁漱溟、周作人都有過一段交往。聽過邵飄萍、梁漱溟的課，交往的時間頗長。因討教新村主義而拜訪過周作人。然而，無論交往的長短，毛澤東都沒有忘記他們。在談起北大往事時，他曾深情地說：邵飄萍“對我幫助很大。他是新聞學會的講師，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一個具有熱烈的理想和優良品格的人”。1918年，邵飄萍在北京創辦《京報》和新聞編譯社，並在北大講授新聞學。當時，北大成立了新聞學研究會，毛澤東是會員之一，邵飄萍常到學會講課，傳授辦報的業務知識。毛澤東除了課堂聽邵先生講課外，還常去邵先生家討教，據邵飄萍夫人回憶：“那時，毛主席是北大職員，平易近人，到我家裡來，很有禮貌，叫飄萍為先生，叫俺邵師娘。”

后來，毛澤東回長沙創辦《湘江評論》，邵飄萍所傳授的知識，給了他不少的幫助。毛澤東也因《湘江評論》而聲名鵲起。毛澤東對邵飄萍的半年授課之恩，一直懷念在心。1926年4月26日，邵飄萍被軍閥張作霖、張學良父子殺害。毛澤東知道后，十分惋惜。1949年4月，毛澤東親自批文追認邵飄萍為革命烈士。他對這段短暫的師生關系，極為珍惜，就是到了晚年，他仍稱：“我是邵飄萍的學生。”

毛澤東雖然沒有上北大，但他是新聞學會和哲學會會員，由此而旁聽了邵飄萍和梁漱溟的課。他和梁漱溟是同齡人，只是在月份上，梁漱溟長3個月。梁漱溟與楊昌濟同在哲學系任教，經常來楊家，多次為梁漱溟開門的都是毛澤東，他們開始有交往而熟悉起來。1938年，梁漱溟為積極奔走全民抗戰，來到延安。他單獨與毛澤東進行八次談話，其中兩次徹夜長談，使梁漱溟對共產黨，對毛澤東本人有了深刻的印象。在后來的國共兩黨斗爭中，梁漱溟領導的中國民主同盟，一直站在中國共產黨的一邊，支持反蔣反國民黨的斗爭。

全國解放后，他們之間的往來仍很密切。問題出在1953年9月的政協常委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擴大會上，在有關三面紅旗和農民問題的發言中，梁漱溟的一句“工人農民生活九天九地之差”，惹惱了毛澤東。兩人在會上斗起了口角，在一片批評譴責聲中，梁漱溟說：“今天我要看一看毛主席有無雅量。”他們之間的關系徹底崩潰。1986年，梁漱溟舊事重提，檢討自己“當時意氣用事，言語失控”，“我的頂撞在先，才有毛主席對我的批判在后”。到了晚年，在接受外國學者採訪時，梁漱溟仍然說：“毛主席這個人呢，我跟他接觸很多，他是雄才大略，那是很了不起。”

毛澤東來北大之前，作為湖南一師的學生，曾信奉過新村主義。到北大后，他理應去拜訪中國新村主義的最積極的鼓吹者周作人，可卻疏於這方面的記載。他們之間的直接接觸發生在1920年4月7日，周作人的當天日記：“毛澤東君來訪。”

后來，毛澤東奔走革命，其聲名已如日中天。周作人有意也罷，無意也罷，這都是一段難忘的記憶。抗戰期間，日軍佔領北平，周作人淪為文化漢奸。在此期間，他也不是一件好事沒做，他就曾盡力保護過好友李大釗的兒女們。在護送李大釗的女兒李星華、兒子李炎華離開北平前往延安時，周作人特意告訴李星華：“延安我不認識什麼人，隻認識一個毛潤之，請你給他帶好。”

抗戰勝利后，周作人以漢奸罪被捕並服刑。1949年1月，他被保釋出獄后一直住在上海。新中國建立后，他日夜思念回到北京，便給毛澤東、周恩來寫了一封信，信發出后便惴惴地期待著。他對朋友說：“南北通車了，我已經發出一書信給毛潤之先生，毛先生在北大當圖書館館員時見過面。有一次，他來八道灣看魯迅，魯迅不在家，同我談了一會。我去信問他能不能讓我回北京，還不知道給不給回音。”

周恩來接信后，立即送給毛澤東，毛澤東看罷說：“文化漢奸嘛，又沒有殺人放火。現在懂古希臘文的人不多了，養起來，讓他做翻譯工作，以后出版。”不久，周作人得到可以回北京的消息，他高興地告訴友人：“回音果然來了，是毛先生請周恩來寫給我的，允許我回家。”回京后，周作人重新住入八道灣，在周揚、馮雪峰的安排下，人民文學出版社買下他的全部譯稿，每月支付200元，這在當時應是一筆不菲的收入，待書稿全部出版后，稿費再重新結算。周作人自然清楚這一切得益於毛澤東，原想給毛澤東去一信，可“因為知道他事情太忙，不便去驚動”，遲遲的就一直沒有去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