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澤東在北大

劉項原來不讀書

毛澤東近距離地接觸陳獨秀，當然是在北大。他說：“我第一次同他見面是在北京。當時我在國立北京大學，他對我的影響也許比其他任何人的影響都大。”又說：“我在李大釗手下擔任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曾經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我在這方面發生興趣，陳獨秀也有幫助。”

1920年6月，毛澤東第二次來到上海，他特意拜訪陳獨秀，他說：“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時候，曾經和陳獨秀討論我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陳獨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盡管他們后來有分歧，但是毛澤東就個人情感上，一直沒有忘記陳獨秀。全面抗戰爆發后，陳獨秀獲釋出獄，並重提與中共中央合作抗戰的事情。中共中央立即以張聞天、毛澤東的名義作出“我們對托派分子的下列原則”，其精神實質是要陳獨秀等承認托派的錯誤，即可重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恰在此時，王明回到延安，極力阻止這一工作的進行。王明直至晚年對此還沾沾自喜地說：“由於我已回到延安，陳獨秀恢復黨籍的計劃才未實現。”

毛澤東沒有忘記自己的引路人，1942年3月30日，也就是陳獨秀逝世前兩個月，他在中央學習組會議上說：“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3年后，毛澤東再論陳獨秀，他說：陳獨秀雖然“有些不正確的言論，但是他創造了黨，有功勞。”“關於陳獨秀，將來修黨史的時候，還是要講到他。”在1959年8月的廬山會議上，毛澤東錯誤地批判了彭德懷，就是在這次緊張的會議上，毛澤東再提陳獨秀，他說：“他后來去世，那個責任在我，我沒有把他接來。”顯而易見，毛澤東為此仍在深深自責之中。

毛澤東作為新民學會赴法勤工儉學的組織者之一，自己卻沒有出國，誠如他跟斯諾說：“我覺得我對我自己的國家了解得還不夠，把我的時間花在中國會更有益處。”據毛澤東致周世釗信說，他曾為此討教胡適、黎錦熙：“他們都以為我的意見為然，胡適之並且作過一篇《非留學篇》。”毛澤東虛心好學，奉胡適為“楷模”，胡適又待人熱情，好為人師，而且他們又年齡相仿，他們之間定有一段亦師亦友的交往。

毛澤東回到長沙創辦了《湘江評論》，這引起了胡適的注意，而毛澤東所寫《民眾的大聯合》，更讓胡適拍手叫好，他在《每周評論》發表文章，稱贊《民眾的大聯合》：“眼光很遠大，議論也很痛快，確是現今的重要文字。”“武人統治之下，能產生出我們這樣的一個好兄弟，真是我們意外的歡喜。”1919年12月，毛澤東第二次來北京，曾和幾個新民學會會員拜訪胡適，並留下一封信。回到長沙后，毛澤東還給胡適寄明信片說：“將來湖南有多點借重先生之處。”在此之前，毛澤東經過上海時，曾給胡適去信一封。1921年9月，毛澤東創辦湖南自修大學。1951年5月17日，胡適在閱讀胡華所著《中國新民主義革命史》中關於湖南自修大學的內容后，於當日日記中寫道：“毛澤東依據了我在一九二0年的‘一個自修大學’的講演，擬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學章程’。拿到我家來，要我審定改正。他說，他要回長沙去，用船山學社作為‘自修大學’的地址。過了幾天，他來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南去了。”

不過，毛澤東與胡適的這段交往，隨著中國革命形勢的飛速發展而“道不同，不相為謀”了。

在北大圖書館工作期間，毛澤東總想利用工作關系，多結交幾個大學生，可事與願違，毛澤東對斯諾說：“由於我的職位低下，人們都不願同我來往。我的職責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他們大多數都不把我當人看待。在那些來看報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新文化運動的著名領導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我對他們抱有強烈的興趣。我曾經試圖同他們交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講南方土話。”

這件事當然使毛澤東刻骨銘心，他所說“不把我當人看待”，當有言過其實之處，不過有一點卻是事實，作為全國最高學府———北大的學生，“他們大多數”也免不了輕視勞動者的毛病，這些“天之驕子”怎能俯身與圖書館助理員，一個月隻有8塊大洋的人，“交談政治和文化”呢，況且，所講又是難以聽懂的“南方土話”。這之后，天各一方，急景流年，北大學生們怎麼也沒有想到，當年那個講“南方土話”的圖書館助理員，幾十年后，竟會成就一番驚天動地的偉業。

1945年7月1日，抗戰勝利在即，傅斯年作為6名國民參政員之一乘飛機訪問延安。毛澤東單獨安排時間，與傅斯年徹夜長談。同當年北大相比，時間和場景都有了轉換，可毛澤東依然不失他鄉遇故知的情懷和禮賢學人的雅量。談話中，自然談到北大學生在五四運動中的作用，談到傅斯年等五四運動風雲人物。聽到談及自己，傅斯年謙遜地說：“我們不過是陳勝、吳廣，你們才是項羽、劉邦。”第二天也就是7月5日，毛澤東給傅斯年寫了封信，上寫道：“遵囑寫了數字，不像樣子，聊作紀念。今日聞陳勝、吳廣之說，未免過謙，故述唐人詩以廣之。”這便是章碣的《焚書坑》，毛澤東以條幅書寫，以贈傅斯年。詩雲：

“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

坑灰未燼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

毛澤東為什麼給傅斯年書寫《焚書坑》，時下有著很多解。筆者以為毛澤東之所以書寫這首唐詩，是針對傅斯年所說“我們不過是陳勝、吳廣，你們才是項羽、劉邦”而抒發，毛澤東以“劉項原來不讀書”回應，其間含有自謙自況之意，即與傅相比，不是讀書太多的知識分子，抑或有別的什麼寓意，已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