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澤東在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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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8月15日，青年毛澤東為新民學會赴法勤工儉學的事，由長沙乘火車到北京，這是他第一次走出湖南的長途之旅。他沒有去法國，而選擇留在北京。10月，經恩師楊昌濟的介紹，他被安排到北京大學圖書館當助理員，次年3月，因母親病重離職歸湘。在北大的不到半年的時光，他讀了很多的書，接觸了很多的人和事，特別是結識了李大釗、陳獨秀等中國最早接受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先驅，這一直深植於他記憶之中並帶來深遠的影響。

優秀的師范生

1913年春，毛澤東被湖南第四師范錄取，師范學校為5年制。次年春，第四師范合並入第一師范。第四師范是春季開學，而第一師范是秋季開學，毛澤東重讀了半年預科，到1918年暑期畢業，他實際成為讀了5年半的師范生。在這所學校裡，對他影響至深的教員有楊昌濟、徐特立、袁仲謙、黎錦熙、王季范、方維夏等，其中尤以楊昌濟的影響最大。楊先生對這位農家子弟很感興趣，其日記中寫道：“余因以農家多出異才，引曾滌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楊先生期望不可謂不高，希望毛澤東像曾國藩、梁啟超一樣出類拔萃、人才輩出。僅比毛澤東長4歲的黎錦熙和毛澤東來往密切，相交於師友之間，在讀過毛澤東的日記后，他寫道：“在潤之處觀其日記，甚切實，文理優於章甫，篤行兩人略同，皆可大造。”

劇烈動蕩的社會呼喚“大造”之才，而毛澤東也正關注著變幻的政治風雲。袁世凱與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消息傳來，一師學生編印《明恥篇》小冊子，毛澤東在封面寫下：“五月七日，民國奇恥﹔何以報仇？在我學子！”他還在挽學友的詩中寫道：“我懷郁如焚，放歌倚列嶂。列嶂青且蒨，願言試長劍﹔東海有島夷，北山盡仇怨。蕩滌誰氏子，安得辭浮賤！”那種對民族危難的沉重憂患，那種以雪恥救亡為己任的情懷抱負，溢於字裡行間，躍然紙上。更令人稱奇的是，他在給肖子升的信中就警告：中日之間“二十年內，非一戰不足以圖存，而國人尤沉酣未覺，注意東事少”。后來的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果然應驗了這一石破天驚、防患未然的預言。

正是由於楊先生的介紹和推薦，《新青年》給他開啟了另一扇認識中國與世界的窗口。陳獨秀所說的“倫理的覺悟是吾人最后之覺悟”對他的感觸極深，循著新文化運動的思路，他在努力地探索，為此閱讀了許多哲學和倫理學的著作，而他興趣最大的是倫理學，他認為，“倫理學是規定人生目的及達到人生目的的方法之科學。”之所以如此認識，是因為他覺得“國人積弊甚深，思想太舊，道德太壞”，而要改變這種狀態，就必須“從哲學、倫理學入手，改造哲學，改造倫理學，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

“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裡。”一生酷愛游泳的毛澤東，不僅能在江河湖海中“勝似閑庭信步”，而且對改造中國與世界，充滿著“舍我其誰”的自信和“拿得定，見得透，事無不成”的意志。他常對人說，好男兒要為天下奇，讀奇書，交奇友，做奇事，做個奇男子。同學們用諧音給他取名為“毛奇”，以歷史上普魯士的一名很有學問的將領毛奇相比喻。在一師就讀期間，學校組織人物競選活動，毛澤東在34名當選者中，得票最高，而在德、智、體三方面都有得票者，惟有毛澤東一人。

1918年4月14日，新民學會在蔡和森家正式成立，到會的有毛澤東、蔡和森、肖子升、何叔衡、肖三、張昆弟、陳書農、鄒鼎丞、羅章龍等。這是五四時期最早的新型社團之一，宗旨是“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肖子升為總干事，毛澤東、陳書農為干事。學會成立不久，肖子升去了法國，會務便由毛澤東主持。1920年冬，由毛澤東撰寫的《新民學會會務報告》說：“會章系鼎丞、潤之起草，條文頗詳﹔子升不贊成將現在不見諸行事的條文加入，頗加刪削。”肖子升“頗加刪削”的條文，恰是毛澤東所提激烈的政治主張。一激烈一溫和，這是兩位好友最終分道揚鑣的主要原因。

其實，毛澤東此時的思想信仰仍未確定，亦如他所說：“是自由主義、民主改良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等觀念的大雜燴。……但是我是明確地反對軍閥和反對帝國主義的。”

1918年6月下旬，新民學會召開會議，認為留法勤工儉學很有必要，應該盡力進行，推舉蔡和森等“專負進行之責”。蔡和森到了北京后，給毛澤東寄來了一封信，十分同意毛澤東的新民學會的方針意見，信中說：“兄對於會務，本有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弟實極表同情，且尤不諱忌嫌疑於政黨社會黨及諸清流所不敢為者之間。以為清流既無望，心地不純潔者又不可，吾輩不努力為之，尚讓何人去做？此區區之意，相與共照也。”“三年之內，必使我輩團體，成為中國之重心點。”他們真的做到了這一點，新民學會會員大多成了中共早期黨員，擔當起中國革命的重任。

楊昌濟此前已在北大哲學系任教，赴法勤工儉學的信息就是他傳遞回家鄉的，並讓一師的學生們積極准備赴法留學。這時的湖南政局混亂，政權更迭頻繁，教育已經摧殘殆盡，學生已至無學可求的境地。勤工儉學便是一條新的出路。蔡和森在北京忙碌之際，常去楊先生處。6月30日，蔡和森在致毛澤東的信中說：“兄事已與楊師詳切言之，師頗希望兄入北京大學。”北大校長蔡元培“正謀網羅海內人才。”“吾三人有進大學之必要，進后有兼事之必要，可大可久之基，或者在此。”“兄事”當指毛澤東正在長沙籌劃赴法勤工儉學的事，“吾三人”是指毛澤東、蔡和森和肖子升。他們都是楊昌濟最看重的學生。楊昌濟希望毛澤東先“入北京大學”，以造學業和事業的“可大可久之基”。

在全國准備赴法勤工儉學的學生中，湖南是報名最多的省份，毛澤東擔心大量人才外流，造成基礎教育薄弱，所以，他在致同學羅學瓚的信中說，同人已沒有幾個從事小學教育，“后路空虛，非計之得”。認為羅學瓚從事教育工作最適宜，不如留下從事教育。在安頓好患病的母親后，毛澤東於8月15日離開長沙前往北京，途中因鐵路被大水沖斷，延至19日到達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