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國鋒奉周恩來之命調查李震事件

華國鋒說：劉湘屏、公安部造反派、一些軍隊干部可厲害了。但是，再厲害，我也要實事求是，隻能以事實為根據

華國鋒親自到現場察看，掌握第一手的材料。從公安部到政治局存在截然相反的看法，隻有調查研究，才能實事求是地作出結論。現場並沒有像劉湘屏所說的那樣遭到破壞，進去就是台階，隻有李震一個人的腳印，他走到裡面，又走回來，到管子那兒吃了安眠藥，然后上吊自殺。辦案人員的腳印都可以核對出來，看得清清楚楚。那個地方很狹小，沒有其他人的腳印，就是自殺。那天晚上，李震去辦公室看《參考要文》，他從５號樓出來還碰上了辦公廳主任席國光。有人以此說李震是在５號樓被打死后送到那個管道裡的。這個地方很狹小，他殺是不可能的。

華國鋒如實向周恩來報告，引起了周恩來的重視。周恩來指示從北京、廣州、上海、天津等地公安局調來技術人員進行偵破。雖然未告訴專家們死者是誰，但大家一致判定是自殺。1973年11月8日夜，周恩來找到劉湘屏和著名醫學專家吳階平、吳蔚然談話，並請吳階平解剖李震尸體。劉湘屏認為李震是“他殺”，讓她參與其中既在情理之中，也便於她的思想轉變。

李震死后，其家屬被安排到了台基廠15號，和吳忠同住一棟樓。於桑、劉復之被關在交通干校，由北京衛戍區管理。因劉復之是華僑，有人說他是“特務”“裡通外國”，這樣牽涉的人就很多，他的家屬和親戚14人被隔離。其中有一對夫婦在天津，華國鋒將天津市領導解學恭、王曼恬找來。華國鋒親自審問劉的親戚，如實向周恩來報告，劉復之沒有裡通外國。

華國鋒認為在案子審查清楚之前，不能牽連孩子。他告訴總政治部負責人，部隊不要讓孩子們退伍、轉業。但此事震動京城，於桑的孩子多在北京附近當兵，通知還沒有發下去，部隊已作了退伍處理。劉復之的女兒劉紅燕遠在福建，部隊接到通知，既沒有讓她退伍，也不讓回京探親，用這種措施保護了她。

華國鋒后來回憶說：劉湘屏、公安部造反派、一些軍隊干部可厲害了。但是，再厲害，我也要實事求是，隻能以事實為根據。為了說服他們，光化驗血就不知化驗了多少次，都証明李吃進的安眠藥和地上掉的安眠藥是完全一樣的。

華國鋒多次在國務院會議廳召開會議，耐心地聽取各方面的意見，並請其他部、委負責人參加。華國鋒為了聽清每個人的發言，誰發言他就站在誰的后面聽。他們始終就是那幾條意見，拿不出“他殺”的証據。

但是，找不出李震自殺的原因，就難以說服對方。是不是有凶手， 隻有在一一排查后，才能下結論。另外，造反派、軍隊干部勁頭那麼大， 運動起來了也不是隨便能停的， 因此公安部內部的清查仍在進行。

沒有停止公安部內部的清查還有一個更主要的原因，就是王洪文一口咬定是“他殺”。1973年10月29日，他到中央讀書班，煞有介事地說：“公安部部長李震死了，百分之九十九是被階級敵人謀殺的。公安部長被殺，古今中外罕見。”王洪文想插手此事，他專門去公安部，發現李震上吊的繩子上打了一個結，老講打結如何如何。李震上吊的繩子是從辦公室窗帘繩上剪下來的，他就抓住大做文章。華國鋒后來談到王洪文當年的表現用了四個字：“實在幼稚。”王洪文在中共十大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但是職務的提高並不等於能力的提高。毛澤東創造條件讓他慢慢熟悉中央的情況，和李德生一起負責讀書班，所以他有的是時間。李震一案，他什麼事都要過問。

“四人幫”深知公安部掌管著專政大權，是國家的重要部門，早就想插手，既可名正言順地安插人，又可打擊周恩來。王洪文出於政治考慮，一味地支持造反派。他既不懂技術偵查，又不明事理，不斷制造事端，為搞清問題增加了許多困難。王洪文見案子拖下來，遲遲沒有按照他的預想找到凶手，不甘心。他借機在11月3日、4日將祝家耀從中央讀書班調到公安部，准備讓他任黨的核心小組副組長。

祝家耀，原是上海5703工廠的工人，和王一起造反后，任上海機管局負責人，對王洪文照顧有加。中共十大時連代表都不是，在王的堅持下他當選中央委員。十大后，毛澤東接受中共九屆二中全會的教訓，提出工農中央委員要學習馬列著作，在北京分批分期辦中央讀書班，由王洪文、李德生負責。10月初第二期開學，王洪文指定祝家耀為地方支部的委員。

11月10日到13日，周恩來和基辛格會談。14日、15日，周恩來召開政治局會議研究公安部的事項，15日的政治局會議一直開到16日凌晨1時才結束。李震死亡的原因有爭議，結論定不下來，問題不能得到妥善解決，一直是壓在周恩來心頭的一塊石頭。王洪文說：派工人增強力量，要祝家耀到公安部任黨的核心小組副組長，派上海警備區政委徐海濤（后調到總政保衛部任副部長） 到公安部幫助工作。周恩來不能讓“四人幫”控制公安部，針鋒相對說：調去的同志都不熟悉地方工作，我看還是讓楊貴去吧。周恩來講了話，王洪文不得不同意，16日晚找楊貴談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