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原室務委員馮蕙做客人民網(方蕊娟 攝)
[主持人]:老師非常不容易,馮老師也是這部書的主編之一。這部書一共是6卷,近300萬字,是一部恢弘巨作,這部書相比於以往看到毛主席其他的事跡、書、手稿之類的,有沒有他自己的特點呢?
[馮蕙]:我想這個《年譜》應該有自己的特點。第一個特點是這部《年譜》內容很豐富,史料很詳細。內容豐富就是說,它記載了毛主席從新中國成立一直到他逝世這27年中間的各個方面的活動,他的文章、他的講話、他的談話、他的批示、批語、他的題詞,包括他寫的書信和詩詞等等,還有他同各方面人士的交往,他參加會議的情況,他下去視察、參觀的情況。所以,內容非常豐富,不單是寫了這部年譜的譜主毛主席的方方面面,還涉及到在這一段歷史時期黨的歷史的主要方面。比如,在毛主席領導下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制定,黨的對內對外一些重大的政策,國內各個方面的建設,國際戰略和對外政策等等,年譜還反映了毛主席的工作方法和領導方法,他的讀書生活,他同一些親友的交往,他的風范和心態等等。
[馮蕙]:這部《年譜》比其他領導人的《年譜》的一個特點就是,有相當多的條目字數比較多,比較長。為什麼這樣呢?就是想充分地反映他的思想、他的觀點。因為毛澤東同志是我們黨的理論家、戰略家,他有很多很重要的思想理論觀點,應該說,這是這部《年譜》反映的靈魂。
[馮蕙]:大家都知道,毛主席也有缺點和錯誤,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這部《年譜》在取材方面,正確的當然要反映,錯誤的也不回避,還有一些正確、錯誤交叉的,這種也選入,都如實記載下來。這樣的取材和編寫,是符合我們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原則,我們正是遵循這樣一個思想原則,來編寫這部《年譜》。
[馮蕙]:毛澤東同志是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他參加的會議很多,接見的人也多,會見外賓也多,總之一天到晚很忙碌。還有他自己個人的生活。這部《年譜》幾乎把毛主席每天的工作情況,都記載下來。這天他參加什麼會議,在會上作了什麼講話,或者他這一天同哪一位領導人談了話,會見了什麼外賓,寫了什麼文章、批示、批語、題詞,或者給親朋寫了什麼信。這一天他游泳或者爬山,要什麼書,讀什麼書,都做了記載。所以這部《年譜》的內容非常豐富。從這部《年譜》裡面我們可以看到這27年,毛主席是怎樣工作、怎樣生活的,千頭萬緒的工作是怎樣安排的。所有這些,都主要是根據檔案材料寫入的。
[馮蕙]:第二個特點就是這部《年譜》敘事貫通,前后照應。文獻研究室的編研工作有三大件,一個是領導人的著作集,一個是領導人的傳記,一個就是領導人的年譜,這三種編研成果應該說各有各的特點,也各有各的價值。年譜的特點就是它的史料特別豐富。這樣一部年譜,可以供讀者來查某一天有什麼事,或者想了解毛主席哪一天在干什麼,或者了解他哪一天同誰談話,都可以查得出來。另外,也可以把它完整地作為一個傳記性的作品來讀。年譜的特點是按年月日記事,他今天講話講了什麼,第二天他又跟誰談話談了什麼,第三天開會上他又講了什麼,或者他又寫了什麼批示,這樣一天一天地排下來。這樣就很自然地把一些事情發展的過程性顯示出來了,就看出他的一些思想軌跡、思想發展。某一個重大的決策,他當初怎麼想的,后來和人交談對他有什麼影響,最后他又怎麼決斷的、決策的。這樣,對了解毛主席的思想理論的形成和發展是有幫助的。
[馮蕙]:我舉一個例子,即大家都很熟悉毛主席的一篇著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個講話是1957年2月27號講的。我們《年譜》在這一天記載的不是后來正式發表的文本,而是當天講話的記錄稿。他在講話以后,經過了十幾次的修改,最后在6月19號才在《人民日報》正式發表。我們把這個修改過程整個都給記錄下來了。檔案館保存了歷次的修改稿,我們根據檔案都寫進了《年譜》,這樣可以看到他2月27號講話以后,到6月19號這中間有幾個月的時間,特別是這中間發生由整風運動轉入反右派斗爭,這樣一個變化對毛主席的思想有較大的影響,在他對《正處》的修改中也反映出來了。像這樣一種記載,就能看出,他27號講了話,但是在發表以前,他還有一些補充、修改,而有的補充、修改又受到當時國內形勢的變化的影響。整個的過程就顯示出來了。所以,敘事是連貫的,前后都是照應的。這個應該說是年譜的又一個特點。
[馮蕙]:第三個特點就是這部年譜的北京材料的取舍,力求得當。這部年譜記載毛主席的許多文章、講話、談話、批語、批示等,所有這些都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都是有背景情況的。或者他從哪個文件或什麼材料了解到的情況或問題,或者有人當面向他反映了什麼情況,等等。我們盡力對這些背景情況作一些說明,比如毛主席寫批示,批示是針對某個部門的文件或某個地方的文件,《年譜》就對這些文件的內容要作簡要介紹,這樣讀者就能理解他的批示針對的是什麼。所以,背景材料在我們的《年譜》裡面也是要寫上的,但是背景材料以能夠說明問題為原則,不能寫得太長,要簡明扼要。毛主席自己這樣講過,他說他的腦子是一個加工廠,材料都是從下面來的。他這樣講過:“寫大文章不是大筆一揮,滔滔不絕,要根據下級和群眾的意見,要有材料有分析,過細研究才行。”他還講過:“沒有哪一個大問題是我們主觀可以想出來的,都是根據下面的意見來的。”所以,我們編寫《年譜》必須反映背景材料,這個背景材料包括國內的和國際的。
[馮蕙]:下面舉一個例子,大躍進的時候提出要趕上英國,最早提出的是15年或者更多一點時間趕上英國。到了1958年他又寫了兩年可以超英,大家都覺得怎麼搞,一下怎麼縮短了這麼多年?這也不是他完全憑腦子想出來的,是他當時看了薄一波的一個報告。1958年,薄一波的報告說,超過英國不是15年也不是7年,隻要兩到三年,兩年是可能的。薄一波的報告為什麼這樣講呢?他說如果我們1959年鋼產量達到了2500萬噸的話,那麼就超過英國了,因為那個時候英國的鋼產量大概是年產2200萬噸。這個報告影響了毛主席,他接過來兩年超英的說法。
[馮蕙]:第四個特點是譜主同他人的交流互動情況,盡量反映。毛主席作為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他接觸的人范圍非常廣,黨內領導層的人、各個省、市、自治區的負責人,包括一些地委書記、縣委書記,還有一些就是國際上的一些政治家、知名學者,都希望要見他,他都接見。再一個就是他的一些親朋故舊,也會向他反映一些情況。他曾提出領導人應該有幾個右派朋友。為什麼這樣講呢?毛主席是很注意全面觀察問題的,他希望了解各方面的意見。舉一個例子,當年有一個報告提出要上三峽工程,他批了一句話:需要一個反面的報告。就是說這個報告說了三峽工程的好處,它的利益在哪些方面,但是他希望還看到一個反面報告,就是這個工程上了以后會不會出現什麼問題,或者有什麼不利的地方沒有。他還曾經這樣說過,他說甚至一個動作都要考慮反面的情況。所以,這樣一種互動情況,總的來講,能給他全面地考慮問題提供一些幫助。在交流中,他的觀點會影響別人人,別人反映的情況也會影響他。但是,這裡我覺得要說明一點,當毛主席的指導思想是正確的時候,這種互動關系一般是良性的,就是說互相補充、互相提供一些情況。如果當毛主席的指導思想是錯誤的時候,這種互動往往造成負面的影響。如大躍進中的高指標就是一例。毛主席希望盡快改變我們國家的落后面貌,要發展快一點、增長多一點,下面也有些領導不考慮實際情況就跟領導意圖,甚至還加碼,這樣一種循環就成為負面的了。
[馮蕙]:另外,主持人剛才提到網友也注意到年譜的注釋,應當說,這部年譜的個注釋比較周詳,比較周全、比較詳細,注釋的內容也是方方面面的。等會兒再請熊華源同志來做介紹。我就談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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