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錄:逄先知馮蕙熊華源談《毛澤東年譜(1949-197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做客人民網（方蕊娟 攝）

[主持人]:馮老師非常全面地為我們介紹了這部書的編輯特點，從毛主席的交友情況包括很多資料的背景情況全面放了進去。這部書可能對於普通老百姓來說，想了解毛主席的，是一本很好的可以當傳記一樣的書去讀，對於想研究黨史發展的同志們來說，這部書是非常可靠的，而且是全面的理論依據。想問一下逄老，今年是毛主席誕辰120周年，這部書又是在這個時候公開發表了，我相信這兩件事情肯定不是一個巧合，它有哪些歷史意義和價值呢？

[逄先知]:說到價值，這部書的內容非常豐富，要說的東西很多，我挑幾個問題來說一說。在這27年中間，毛主席作為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他的思想、他的理論，處於一種主導地位。把他的思想理論研究好了，對黨的這段歷史的大脈絡也就比較清楚了。今天研究這部《年譜》的價值在哪？我挑幾個問題來講一下。

[逄先知]:第一個問題，關於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問題。這個內容在《年譜》當中佔有非常重要的位置。1956年社會主義改革完成以后，中國建設社會主義怎麼搞？我們沒經驗，毛主席也不滿意照抄照搬外國的經驗，主要是蘇聯經驗，因為蘇聯經驗並不是完全成功的經驗，有不少錯誤。要自己走出自己的一條道路，就像當年找到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革命勝利的道路那樣，要創造一條適合中國情況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

[逄先知]: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之后，主要任務就是搞社會主義建設。當然，在這之前已經搞了很多建設，從1953年就開始了大規模經濟建設，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但是真正要把重要的精力來搞社會主義建設還是1956年以后。社會主義建設怎麼搞，擺到毛主席面前，擺到全黨面前，當時既沒經驗，又不能搬外國的。從1956年開始的這十年的時間，以《論十大關系》為標志，毛澤東領導全黨進行了艱辛的探索。《論十大關系》今天看來仍然有很大的價值，小平同志對它評價很高的。所以，《論十大關系》也就是借鑒蘇聯的經驗教訓，開始去尋找出一條適合中國情況的發展道路。《論十大關系》開了一個探索的好頭。緊接著中共八大確定了一條正確路線，黨的主要任務是領導全國人民發展生產力。但在以后的探索過程中就出現很多曲折了。在反右派斗爭出現了嚴重擴大化，毛澤東的思想也發生變化，比較強調階級斗爭了，但是還沒有很快地影響建設工作。不久毛澤東提出，我們的中心工作要轉到技術革命，所謂技術革命就是搞經濟建設。毛澤東為了盡快地改變中國一窮二白的落后面貌，建設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中國，發動了“大躍進”。由於急於求成，違反客觀規律，“大躍進”受了挫折。

[逄先知]:毛澤東就很快地發現錯誤，在黨內他是第一個發現錯誤的。他連續召開了一系列會議來訂正錯誤。在糾正錯誤的過程當中，他提出一些好的思想。比如關於大力發展商品生產、商品交換，說價值規律是偉大學校，這就是在總結“大躍進”經驗教訓當中提出來的。

[逄先知]:毛澤東對“大躍進”的錯誤，痛定思痛。從上世紀60年代初，毛澤東圍繞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主題，對“大躍進”不斷進行總結和反思，多次作自我批評，承擔主要責任。毛澤東在探索過程中，提出很多重要思想，比如：建設社會主義需要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按勞分配和等價交換是社會主義必須堅持的兩條基本原則﹔搞社會主義建設，不能急，要穩步前進﹔不能用過去戰爭年代的方法搞建設﹔搞社會主義建設，要注意綜合平衡﹔要大力發展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還有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問題﹔關於工農業同時並舉的中國工業化道路問題，等等。

[逄先知]:這部書，研究我們怎麼找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提供了正面的經驗，也提出了嚴重的教訓。

[逄先知]:我再講第二個問題，關於毛澤東如何處理階級斗爭和經濟建設關系問題。和前面的問題有密切聯系。這是貫穿整部年譜的一條突出線索。毛澤東處理這個問題，同一定時期內所處的國際環境、所要完成的任務和所要解決的問題相關，同時又與毛澤東的主觀認識密切相關。剛解放的時候，主要就是抓階級斗爭，抓革命。要完全消滅國民黨在大陸的一些殘余部隊，還有抗美援朝、土改、鎮反、“三反”、“五反”，這些都是為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所必需的。但是他在抓這些工作的同時，非常注意經濟建設，不斷地提出，要轉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所以，我們三年時間就恢復了國民經濟，1953年開始了大規模經濟建設。所以新中國的前七年，毛澤東在抓階級斗爭、抓革命的同時很注意抓經濟建設。這一段對階級斗爭和經濟建設的關系處理得比較好。但后來強調階級斗爭的時候，就發生偏差了。主要是在反右派斗爭擴大化。他把形勢估計得過於嚴重。從這以后，他一步一步更多地注意階級斗爭問題。但是注意階級斗爭問題的時候，他也還沒有忘了生產斗爭，沒有忘了經濟建設。比如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時候，他提出階級斗爭和生產斗爭要結合，他說：如果生產下降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就失敗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要結合生產進行，衡量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搞得好不好的標准之一就是看你增產還是減產。

[逄先知]:但從此以后，他就更多地注意階級斗爭，一步一步地升級。提出走資派問題，一直到發動“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問題在《年譜》佔有相當的篇幅。比較全面地反映了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思想、言論和活動。

[逄先知]:我想講的第三個問題是毛澤東的國際戰略思想和對戰爭的態度。毛澤東是一個偉大的戰略家。他一直關注國際形勢和國際動態，注重國際戰略和戰爭戰略的謀劃。對於團結誰、孤立誰、打擊誰，始終做到心中有數。關於世界格局，他從“中間地帶”到“兩個中間地帶”，再到“三個世界”的劃分，他提出“一條線”的戰略，反映了他寬闊的世界眼光和戰略思維。關於戰爭與和平問題，關於同美國的關系問題，同蘇聯的關系問題，同第三世界的關系，他都作全盤的考慮。特別是對和平的問題，他非常關心。1949年-1950年，他第一次訪問蘇聯，向斯大林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和平能不能保障。毛澤東非常渴望中國有一個和平的環境，以便集中力量搞國內建設，不斷向外國來賓發出這樣的信號。但是他的願望是一回事，現實的戰爭威脅又是一回事。他對戰爭的態度就是：一反對，二不怕。你准備不好，敵人就會來了﹔准備好了，敵人反而不敢來。反對霸權主義，中國屬於第三世界，這是毛澤東的一個基本國策。毛澤東反對霸權主義，隨著世界格局的變化而調整。開頭主要反對美國霸權主義。后來，蘇聯搞霸權主義，確定兩個霸一起反，再后來隨著中國、美國、蘇聯這三個國家的戰略的變化，他又考慮不能兩面作戰，必須爭取一霸、反對另一霸。60年代威脅中國最主要的是蘇聯，而不是美國，而美國也受到蘇聯的威脅，他在歐洲、中東也受到蘇聯的威脅，因此，在這一點上，中國和美國有共同利益，一致對付蘇聯霸權主義，所以兩霸不能一起來，要爭取一霸、反對另一霸。所以他就提出了一條線，按照地區緯度，美國、日本、中國、巴基斯坦、伊朗、阿拉伯世界、歐洲，正好一條線，對付蘇聯。到最后他提出三個世界的劃分是，使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爭取了廣大的朋友。

[逄先知]:最后我再講一個問題，關於執政黨的建設問題。共產黨執政以后，環境變了，地位變了，權力也大了。根據這一新的情況，在黨的建設方面，毛澤東的注意力比較集中到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反對腐敗、提倡艱苦奮斗。他在二中全會就提出“兩個務必”，防止“糖衣炮彈”的打擊。事實証明毛澤東的預言師完全正確的。建國后兩三年就出現嚴重的貪污現象。毛澤東及時發動了“三反”運動。那次運動對於防止腐敗，起了積極的和相當長時間的作用。毛主席總是諄諄教育黨的高級干部一定要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要同群眾同甘共苦，說這是“我們的政治本色”，希望把正好傳統好好發揚起來。特別要教育青年一代。第是反對官僚主義，要求干部要以勞動者的姿態出現，就是和老百姓打成一片。這是毛澤東很重要的思想。他說，我最厭惡的就是官僚主義，就是擺官僚架子，在老百姓面前，在下級面前擺官僚架子。他同官僚主義斗爭了一輩子。為了使我們的干部跟老百姓一樣平等，以勞動者的姿態出現，毛澤東想了很多很多辦法，譬如說，干部參加勞動，搞調查研究，將軍下連隊當兵等等。他採取了各種辦法，就是怕我們黨變質。他還提出要防止出現特權階層，還提出在社會主義社會也有利益集團問題。這些都是應當警惕的。第三是防止和平演變，培養社會主義事業接班人問題。當美國杜勒斯提出用和平的方式演變社會主義國家，立即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重視。他把防止和平演變作為一個戰略方針確定下來。從這個戰略方針出發，提出培養社會主義事業接班人的問題。但是，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思想指導下，在這個問題上也出現嚴重偏向。

[逄先知]:以上我從四個方面，簡略地介紹了這部年譜的內容。當然，年譜的內容遠遠不只是這些。總之，《毛澤東年譜（1949-1976）》對於研究中國共產黨建國后27年的歷史，是有一定價值的。

[逄先知]:我最后再講我們怎麼樣看那段歷史，怎麼評價那一代黨的領導人，特別是毛澤東。還是要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把他放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來分析，來研究，不能簡單地用現在的政策去衡量那段歷史。也不能用但現在我們黨對社會主義建設認識的程度來去要求前人。他們的探索，包括成功的和不成功的，都是我們的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