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摘掉“右派”帽子
1978年春，根據形勢的發展和現實情況，復查“反右派”、“反右傾”、“四清”運動中的遺留問題很快提上了議事日程。
為解決“右派”改正這一大難題，胡耀邦領導和組織召開了一系列會議，以便統一認識，排除“兩個凡是”的干擾。全國在“反右派”斗爭中被戴上“右派”帽子的有55萬余人，從1959年建國10周年開始到1964年，先后摘去5批“右派”帽子共30余萬人，還有10多萬人未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即便過去已經摘掉帽子的都尚待給予妥善安置。
對“右派分子”摘帽、改正和安置工作是黨中央的重大決策，勢在必行。1977年10月，胡耀邦先在組織部內成立“改正右派辦公室”，由楊士杰副部長負責。接著組織由中央統戰部、公安部牽頭，中組部、中宣部、民政部配合的5部“摘帽辦公室”。
為了達成共識和統一步伐，1978年6月，胡耀邦主持召開了由中組部、中宣部、中央統戰部、公安部、民政部負責人參加的“煙台會議”。1978年9月，經中央同意，中組部召集5個部的負責人繼續在北京開會，研究錯劃“右派”的改正工作。胡耀邦預計，由於人們還未完全擺脫“左”的束縛，估計會議可能會發生爭論，果然不出他所料，會上發生了激烈爭論。
主要有兩種主張：堅持隻“摘帽”、不改正的人認為，過去的是非已經過去了，沒有必要再一一清賬，如果幾十萬右派都改正過來，全黨就亂了套了。而堅持既要摘帽、又要改正的人則認為，必須堅持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隻有將冤假錯案都糾正過來，才能分清是非，增強團結，促進事業發展。經過激烈爭論，后一種意見得到絕大多數與會者贊成。中央採納了多數人的意見，於9月17日批轉《貫徹中央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決定的實施方案》，明確提出：“對於過去錯劃了的人，要做好改正工作。有反必肅，有錯必糾，這是我黨的一貫方針。已經發現劃錯了的，盡管事隔多年，也應予以改正。” 自此改正錯劃右派工作迅速在全國推開，到1980年，全國有54萬多名錯劃右派得到改正。
有人驚疑地說：“這是怎麼回事？改正得太多了！”胡耀邦堅定地回答：“當年猛抓‘右派’的時候怎麼不嫌多？”
有些人又提出疑問：“有些大‘右派’是毛主席點了名的呀！改正了，對著誰？”
胡耀邦果斷地回答：“毛主席說錯了的也得平反，不然怎麼叫實事求是？毛主席是最主張實事求是的，他一貫主張有錯必糾，錯了就改，這正是貫徹執行毛主席的路線嘛。”
絕大多數“右派”得到改正，但有些較復雜的案件遲遲得不到落實，“大右派”葛佩琦就是其中之一。
葛佩琦，中國人民大學原工業經濟系講師。“一二•九”學生運動中，他積極參加學生運動，成為有名的活動分子（曾擔任人大學生會副主席），1938年加入共產黨，后被黨選派到國民黨軍隊做地下秘密工作。在虎穴中，他以對黨的無限忠誠忍受著隨時都會犧牲生命的煎熬，為黨的事業作出了貢獻。由於善於隱蔽，靈機應變，他官至國民黨東北行轅沈陽少將督察。1948年因與他單線聯系的地下黨員犧牲，葛佩琦失去了與黨組織的聯系。
新中國成立后，葛佩琦脫掉戎裝，轉到中國人民大學任教，當了一名普通教師。
1957年整風運動大鳴大放中，葛佩琦由於性情耿直，敢於直言，他在人民大學組織的座談會上，發表了一通措詞激烈的講話。
他的發言，被人斷章取義，加以歪曲，無限上綱，刊登在5月31日的《人民日報》上。接著，《人民日報》連篇累牘指名道姓登載批判葛佩琦的文章，各地報刊紛紛轉載“葛佩琦反共論”。就這樣，葛佩琦成了婦孺皆知的“大右派”。
這年12月，因他擔任過“國民黨少將”，是“歷史反革命分子”被予以逮捕，鋃鐺入獄，被判無期徒刑。
整整18年，他飽嘗牢獄之苦，直至1976年，經全國四屆人大常委會第二次會議決定，對在押的原國民黨縣團以上黨政軍特人員，全部予以寬大釋放，他才回到北京，住在一間幾平方米的斗室，苦度余生。
由於他是“國民黨少將”，貨真價實的“歷史反革命”，盡管他再三申訴，都無人置理。
百般無奈時，他想到了胡耀邦。1978年底，葛佩琦步履蹣跚地來到了中組部。時任中組部部長的胡耀邦，事先在了解葛佩琦的冤屈之后，他讓宣教干部局的有關同志接待他，按照“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對他的問題進行復查。宣教干部局的一位女同志告訴他：“胡部長本來要接見你，事不湊巧，今天他開會去了，你過幾天再來吧。”
12月27日上午8時，葛佩琦再次來到中組部，接待他的宣教干部局局長郝一民，對他非常熱情，親切地稱他為“同志”。這是他幾十年來第一次聽到黨的干部第一次稱他為“同志”，他激動得熱淚盈眶。郝一民告訴他：“胡耀邦同志對平反冤假錯案極為關切，你有什麼要求可以盡量提出來，不要有顧慮。”
葛佩琦陳述了自己的革命經歷和1957年的蒙冤經過之后，提出了三點迫切要求：一、請求恢復黨籍﹔二、請求改正把他錯劃為“右派”的決定﹔三、請求為他徹底平反錯劃“右派”后的冤案。
根據郝一民的提示，葛佩琦將自己的經歷和要求寫了一份材料交給中組部，批給中國人民大學進行復查。
中國人民大學“右派摘帽”辦公室的負責人，給他答復說：“我們研究研究再說。”
葛佩琦望眼欲穿，整整等了7個月，“研究研究”仍無結果，他不知道他們要“研究”到何時。
他急不可耐地等待到11月12日，中國人民大學黨委在“結論”上寫道：“屬於錯劃，不予改正。”葛佩琦猶如挨了當頭一棒，叫苦不迭，但痛下決心：我要繼續申訴！
他上訪了中央幾個有關部門，接待的人員都表示：阻力太大，愛莫能助。有的部門把他的申訴材料也給退了回來。
在他申訴遇到重重阻力，“山窮水盡疑無路”之時，他向原任人民大學黨委常委的李逸三求援，向他寫了一封信，請他協助解決他的問題。李逸三接到葛佩琦的來信僅兩天，就展紙揮筆，向胡耀邦寫了一封言詞懇切的信。
葛佩琦決心要親自見見胡耀邦。1980年4月2日，暮春的北京，萬樹吐綠，百花爭妍。葛佩珂帶著申訴材料和寫給胡耀邦的信，來到北京東城區富強胡同6號胡耀邦家門口。當時胡耀邦不在，他把信留下。
胡耀邦在夜深人靜之時，認真地看了葛佩琦的申訴材料，找出了問題的症結所在：以前隻在中組部找他的組織關系，看來不行，必須到中央調查部去找。於是他直接請原任中央調查部負責人的羅青長協助查辦。他終於在中央調查部保存的延安有關檔案中，找到秘密黨員葛畔珩的名字——葛佩琦的原名。同時，胡耀邦對葛佩琦的申訴材料給予了批示。
次日下午，葛佩琦如約來到了胡耀邦的家門口，剛按電鈴，那位工作人員就將一個牛皮大信封交給他並關切地說：
“胡耀邦同志給你批好了，你拿著這封信去中組部找陳野蘋副部長。”
葛佩琦用顫抖的手接過豎寫的大信封一看，隻見右邊寫著“中組部”3個字，中間寫著“陳野蘋副部長”收，左下方落款是“胡耀邦”3個大字。
葛佩琦大喜過望，懷揣大信封趕忙回到大雜院自己的斗室內，按捺不住激動的心情，拆開信封一看，映入眼帘的是胡耀邦剛勁有力的親筆批示：“請野蘋同志指定專人，督促有關單位對葛佩琦同志落實政策。”
他再仔細一看，發現自己在匆忙中，將申訴信落款時間寫成了“1980年3月2日”，而胡耀邦用紅鉛筆把其中的“3”字改成“4”字。
雖然葛佩琦未能見到胡耀邦，但從他的親筆批示，特別是一字之改，可見胡耀邦辦事何等嚴肅認真，對工作何等負責任！若干年后，每當憶起胡耀邦為他平反冤案，他總是喜不自禁，感激之情溢於言表。他深知，沒有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沒有耀邦同志“我不下油鍋，誰下油鍋”的非凡膽識和勇氣，就沒有他葛佩琦的今天！
果然，自從有了胡耀邦的批示后，中組部加快了復查葛佩琦案情的進度。三年闖三關：
第一關，1980年12月15日，反革命冤案得以平反。
第二關，1982年3月18日，錯劃“右派”得到改正。
第三關，1983年5月23日，恢復黨籍，黨齡從1938年7月算起。
1985年9月9日，《人民日報》頭版刊登《胡耀邦至今批閱人民來信兩千件》一文，葛佩琦閱讀后感奮不已，聯想到胡耀邦對他要求平反申訴的批示，揮筆抒情，寫下了《總書記批閱第二千零一封人民來信》一文，刊登在1985年11月17日《人民日報》海外版，表達了他對胡耀邦的無限感激之情。
1987年1月21日，中國人民大學以校長袁寶華為主任的教師職務評審委員會討論通過，確認76歲高齡的葛佩琦為正教授。
胡耀邦逝世后，葛佩琦悲痛不已，來到胡耀邦家庭靈堂，獻上了和著血淚寫就的挽聯：“哀悼胡總，為黨盡忠效力六十載﹔感謝耀邦，給我平反冤獄十八年”。
在平反的歲月裡，葛佩琦寶刀不老，在黨的教育事業上奉獻余熱，盡職盡責。
為了推動全國“右派”改正工作，在胡耀邦的力促下，中組部在《組工通訊》第33期發表題為《右派錯案的改正工作一定要抓緊》的文章，對右派改正工作作了具體分析，澄清了一些模糊認識，提出了一些具體措施。在實事求是、有錯必糾方針指導下，圓滿地完成了這項嚴肅的政治任務。1987年11月17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一項重大的無產階級政策》的社論。錯劃右派分子的改正工作到1980年基本結束，共改正錯劃右派分子54萬多人，為他們恢復了政治名譽，對他們的工作和生活待遇也作了妥善的安排，使得大批優秀人才獲得徹底解放，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其中包括后來擔任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朱镕基、費孝通、錢偉長等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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